作者简介：娄岙菲，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史研究。
摘要：道尔顿制传入中国后盛极而衰只有三四年时间，即便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其创始人柏克赫斯特访华并大肆宣传亦未能阻挡其颓势。此时在依然热衷于宣传道尔顿制的《新教育评论》杂志上，清华大学教授邱椿与北京大学教授兼任艺文中学校长高仁山等实践者，就道尔顿制的基本原则和实施过程等展开论战。先行研究大多只看到论战表面的意气之争，并未予以
近年来，学界对有关道尔顿制实验的主要过程与历史评价似已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相关论题日渐淡出研究视野，不复成为热点。但总体来看，以往研究更多注意整体进程和趋势的描述，但对主线外的细节注意不够，特别是对于除了某些焦点人物之外的史料搜集和分析仍然非常不充分。对于邱椿与高仁山之争，或因参与者皆非道尔顿制实验的“中心人物”，只有瞿葆奎、丁证霖发表的《“道尔顿制”在中国》（载《教育研究与实验》年第2期）文中对此次论战有所讨论，其基本判断是“双方都各执一端，缺乏比较客观、冷静的分析态度。这就难免‘私其所积’，‘倚其所私’了”。该文较为全面地总结了道尔顿制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其对柏克赫斯特访华、高仁山及艺文中学的梳理，对本文有重要启发。此外王燕红发表的《冲突理论视角下的道尔顿制及其现代启示》（载《教育理论与实践》年第10期）也提及了这场论战，但并未就此展开分析。道尔顿制实验不仅是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学院式的探讨，更指向于现实变革的教育实践，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张力贯穿于整个实验，始终受到社会舆论、现实物质条件、学术偏好、派系关系等的影响。邱椿与高仁山等人在《新教育评论》杂志上的论战，便是重新解读道尔顿制实验并由此观察教育界20世纪20年代中期风气转移的绝佳切入点。按照以往研究思路，这场论战很难成为研究选题，但历史进程的转折变化有可能出现在粗线条勾画之外，实际参与者在某些关键节点之上具体而又多元的选择往往更具有深描意义。
本文拟将双方论战放置于道尔顿制实验逐渐退潮的大背景下，还原论战发生前后教育界对待道尔顿制实验的真实心态，以此来解释为何在道尔顿制渐行退潮之时会发生这场论战，并在此基础上对影响至今的教育学对方法的迷思及教育界
实验转折的伏笔早在“潜伏期”便已埋下。年夏，时任东南大学附中主任的廖世承在附中实验即将告一段落之时，对整体实验进展情况做了初步介绍，其中尤以实验方法及实验过程讲解最为详细。他希望教育界能客观看待道尔顿制的优点和不足，“审慎”进行实验。[4]在翌年出版的《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中，廖世承更为详细地解释了实验结论，即道尔顿制相对班级授课制而言并不具有绝对优势，而且道尔顿制对教师、学校设备均有较高要求，教师及学生均需投入更多时间，并不十分经济。[5]中华教育改进社总结国内施行道尔顿制的14所学校的经验，其基本结论也与廖世承观察颇为接近。[6]对此，不少参与者已是意兴阑珊，道尔顿制实验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再次调动起时人对道尔顿制的
柏克赫斯特访华虽无法与当年杜威来访的规模相比，但作为同样有着国际影响的美国教育家，她只有六周的中国之旅所引发的轰动也不可小觑。中华教育改进社作为接待方积极联络协调各省市教育厅、教育会及中小学协助接待，表现甚为活跃，颇寄希望于柏氏可以为中国教育指点迷津。[9]除了对教育实际指导的盼望之外，国人对在西方有影响学者的访华出现了越来越多元的不同期待。柏氏来华时，五卅惨案的余波尚未结束，因此有人藉此希望柏氏能“以惨案真确之见闻，传布于全美民众，俾国民一致了解，为中美益增友善”[10]。类似想法并非孤例，而应是当时颇具代表性的看法。陶行知也曾明确说过：“柏女士是极表同情于中国文化的人，那么柏女士就是中国的朋友……我们希望她回到她的本国以后，对于中国底文化，更要加以解释，更要加以介绍，使她的国内人士都对中国的文化有极真挚的同情，如柏女士一样”。[11]陶行知类似的表述在不同场合都曾谈及陶行知在接待柏克赫斯特到沪的欢迎词时曾说过：“能解释中国文化而传达至西方者，吾人交友尚知人之内情而传布之，女士为大教育家，在华考察后当知中国文化之真相返美传播使中西并能了解。”（参见：《昨日欢迎柏克赫司特女士之盛况》，载《申报》年7月16日，第9版。），并不只是简单的客套。
罗志田曾细致分析了近代中国面对西潮冲击之下的“新的崇拜”。[12]自民国肇建之后，对新知的渴望同时也混杂着逐步确立的自信。当教育界不出国门便得以与世界知名教育家有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时，想要了解世界并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急切心态更易被发挥到极致。正因为有了上述假设，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准备工作相当细致，不仅安排了留美期间曾追随柏氏学习并做过助手的高仁山担任翻译员，[13-14]还安排了其一行人各地探访游历以展示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并特意委托上海银行旅行部负责照料。他们还联络了交通部，赞助柏氏及随访众人免费的头等铁路车票，称之为向其自付旅费来华之诚意表示感谢。[15]
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邀请得到了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奉天等省份的回应，各省教育厅、教育会除了允诺接待柏克赫斯特到访之外，也按教育改进社要求征集本地及就近地方学校实施道制实例及问题，并提前召开研讨会为向柏氏当面提问做好预备。[15-17]前期准备工作大致就绪之后，柏克赫斯特却因途中阻碍行期延后四天，迟至年7月14日方才抵沪。[15]
为便利各处对道尔顿制的研究，中华教育改进社还特意邀请高仁山、章洪熙编辑《柏克赫司特女士与道尔顿制》一书交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关于道尔顿制之新著》，载《民国日报》年7月8日，第2张第3版。晨报社也出版了由许兴凯编辑的《柏女士讲演讨论集》（晨报社出版部年版），并邀请了赵迺传及查良钊作序。许兴凯在“编辑者的话”中称此书的目的是“为柏女士在中国留一点痕迹，并借机会使一般人稍明了道尔顿制”。在华期间，柏克赫斯特先后访问了杭州、南京、汉口、北京、天津、济南、泰安、曲阜、太原、奉天等省市，行程相当密集。每到一处，她都要发表一至两场公开演讲，出席专题讨论会。与会者除中小学教师代表之外，教育界名流、大学教授等亦多有参与。负责接待者还安排了各种名义的宴请，柏氏一行甚至不乏一日赴两宴的情况。[18-19]不可或缺的自然还有名胜游览，西湖、大明湖、泰山、孔庙等各地美景皆尽收眼底。[20-22]
太原也是柏克赫斯特访华的重要一站。中华教育改进社在确定柏克赫斯特访华行程之时，已计划好邀请其参加在太原召开的第四届年会。年会上，柏克赫斯特的演讲颇受瞩目，每场听者都在千人以上；会后与教育界及当地名流政要的互动亦十分频繁，另有随柏氏一同来华并赞助道尔顿制在美实验及来华旅费的阿尔契巴（A.Archbred）夫人，向中华教育改进社捐助美元，无疑对拉近双方关系也有所助力。[23-26]
不过，与这些热闹景象形成反差的是中华教育改进社针对中小学道尔顿制实施情况的调查。中华教育改进社历来皆颇为注重教育实况的调查，此次为配合柏氏访华，它们通过向各中小学函发调查表的方式，希望能搜集更多实例。调查内容包括试行起止时间、施行年级、试行学科、设备经费等项。调查结果先于年7月11日至13日的《新闻报》连载公布。只有14校做出了反馈，这一结果出乎了调查者意料，只能以“已经采行此制而未将表填还者，当亦不少”来掩饰。不过，年会上正式公布的数据显示，反馈的学校较此前只增加了1校，实际情况是“各地试行此制之学校甚少，回信答复未曾采行或计划将来试行此制者甚多”薛鸿志：《道尔顿制教学施行之概况调察》，载《新闻报》年7月11日，第3张第1版。此文后又收录于年第15卷第5期的《中华教育界》“道尔顿制专号”。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的调查结果，参见中华教育改进社编：《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次社务报告》，中华教育改进社年版，第8页。。对道尔顿制也有所研究的许兴凯曾颇为担心地表示，中国对道制的热心并不逊色于西洋，但“这许多试行的学校尚没有可靠的结果告诉我们”，“一般人于道尔顿制的极度狂热，一方面我们很喜欢，一方面我们又很怕”。[27]道尔顿制要“热”到何种程度才会令人担忧、惧怕，其公开展示与背后现实之间恐怕有着不小距离。
在日后论战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高仁山，在柏克赫斯特访华期间颇为活跃。自柏氏抵沪起，他除了担任翻译员外，还全程陪同前往各地考察。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本担任注册部主任的高仁山，更是将全部工作交由副主任处理，以便专心接待。[28-30]因其对道尔顿制素有研究，翻译颇能得柏氏之精髓，陶行知盛赞其不唯传递了材料，更能“将柏女士的精神传给我们”，对其赞誉有加。[31]高仁山对教育称得上痴迷。据《民国人物小传》载，高仁山“生平无他志，惟欲以教育为终身事业”。他曾游学日本，回国后又分赴国内七省“从事于教育与实业状况之调查”。此后又赴美深造，专门研究欧美各国教育制度。毕业后又赴法、德等国考察教育。[32]他服膺于柏氏“用辛勤劳苦的力量战胜困难，用创造的能力发明新学说、新制度的成功”，对道尔顿制颇为推崇。[29]
借助柏氏访华之势，由高仁山等人一手创办的北京艺文中学也加快了开学的进程。柏克赫斯特被聘为学校的名誉董事，无疑使得招生变得更为顺利。[33]这所年春季才开始筹备的学校，由北大教育系诸人联合发起，明确宣布要采用道尔顿制进行教学。其校名取自“科学知识与文学技术兼攻并进”，查良钊任董事长，高仁山任校长。[34-35]艺文中学创办之初，有人便对这所由“教育专家主持的试验学校”充满期待。[36]柏克赫斯特访华的意义在于，不仅重新燃起教育界部分人士对道尔顿制的热情，也是促动高仁山等人投身实验的外在动力之一。
不能否认有人真诚希望得到柏克赫斯特的切实指导，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调查数据呈现的现实与围观演讲的热闹之间形成的强烈对比。柏氏中国之行，使得国人对待道尔顿制的意见愈发分化。舒新城称柏氏来华后是道尔顿制“渐放光明”的过程，好似“将灭之灯，骤得鲜油；将烬之灰，骤增干薪”[2]。这样算来，年《新教育评论》上的论战发生时，中国道尔顿制的实验已经步入干薪燃尽的阶段。在此种社会氛围之下，高仁山及艺文中学的实践就显得颇为特立独行。艺文中学被赋予厚望，相信“它自有它的独立的性质，不受任何方面的牵制，可以自由地充分地去做试验的工夫，尽试验的能事”[37]。而就在此时，邱椿向道尔顿制提出了挑战，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二、论战之“本事”
客观地说，比起有着更大社会影响的论争，邱椿与高仁山等人关于道尔顿制的论战辐射范围要小得多。因论战主要发生在暑假及秋季开学之初，且受杂志篇幅及出刊时间限制，前后往还只有三个回合。邱椿在年6月20日出刊的《新教育评论》第2卷第4期发表《评道尔顿制——破坏的批评》一文，正式拉开序幕。直到同年10月1日出版第2卷第18期“道尔顿制讨论专号”，高仁山等人做出了带有总结性质的回应，整个论战才算宣告结束。发起论战的邱椿一直单人出战，而高仁山一方得到艺文中学同事的集体助力。论战的整体过程并不复杂，甚至因为参与者太过单一而显得颇有些平淡，但双方势均力敌，虽未摆脱文人习气，掺杂些许意气之争，大体尚能围绕道尔顿制的基本原则及具体实施展开论辩。论战过程本身也呈现出“明”“暗”之分，表面上双方仅是公开的学术对决，但实际过程中，论战发生的时机、平台都起到了一定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道尔顿制是双方争论的触发点，其背后暗中较量的则是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
创刊于年12月的《新教育评论》，是《新教育》杂志因出版风波停办后，由北京大学教育系、东南大学教育科、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清华学校、香山慈幼院、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等教育协进社、初等教育季刊社、中华教育改进社九个机关合组的新教育评论社主办，署名发起人的有赵迺传、陶行知、高仁山、查良钊、孟宪承、汪懋祖及王希曾。计划每周出版一期，编辑部设于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内，设常任及特约编辑，常任编辑员即为发起诸人。在其创刊之初，《申报》便称其“不但为教育界之惟一周报，亦为全国周刊中规模最大者”。[38]
之所以创办此刊，是发起诸人观察到教育界对自身存在的问题，缺少“忠实的评论和严正的主张”，因此有责任给全国教育界提供一个“公开的论坛”。刊物宗旨设定为“根据民治的精神，科学的态度，评论教育思想与实际两方面之问题，以谋教育之改进”，尤为注重对现时教育政策、主张及实施的批评，以及对教育上各种革新计划提出建议，介绍和批评外国最近的教育制度和学说等。对于稿件强调“不喜欢空谈什么主义”，“而应该准照那国家的需要和精神，去谋适合，谋创造”。[39]相较《新教育》时期，《新教育评论》更注重科学的态度和对中国教育实况的观察，显然希望更多承担推进中国教育改进的责任。从刊物的栏目设置到“平民教育”“公民教育”等专号、特号的发行，都可说明其对教育现实的
作为当年教育界的一大热点，《新教育评论》的创刊无疑也引起了时任清华大学教授邱椿的
论战发生之前，《新教育评论》已发表了三篇与艺文中学及道尔顿制有关的文章。因刊物本身容量有限，每期文章实际刊载篇数皆有限制，大多篇幅较长的文章需连载两至三期，因此从阅读观感来看，试行道尔顿制的艺文中学的确出现的比较频繁。在论战发生之前，《新教育评论》发表的与艺文中学相关的文章主要有：高仁山《对艺文中学学生将道尔顿制》（第1卷第11期及第12期），杨廉《北京艺文中学校试验道尔顿制的几个事实》（第1卷第25期及第26期），高仁山《艺文中学时间的分配及其功用》（载《新教育评论》第2卷第2期及第3期）。邱椿应该看到了《新教育评论》此前连篇累牍地对于艺文中学及道制的介绍，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他会有“专为那些固执道尔顿制的先生们而发”的说法。创校半年有余的艺文中学此时发展颇为顺利，不仅成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资助的试验学校之一，俨然已是传播道尔顿制的基地，每日到校参观者络绎不绝。《中华教育改进社补助艺中经费》，载《京报》年3月5日，第7版；有关教育改进社的资助，早在太原年会上即有人提出艺文中学按照“特约试验办法”第四项申请补助经费的提案，年会上董事会意见为：“提出董事部，于编预算时，斟酌本社能力决定”。《社务报告》，《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次社务报告》，第1-2页；《董事会记要》（二），载《新教育》年第11卷第2期，第页。因此，不难想象，在教育改进社机关刊物的一片赞扬声中，邱椿“破坏的批评”给高仁山等人带来了何等冲击。
邱椿的《评道尔顿制——破坏的批评》一文在《新教育评论》第2卷第4期及第5期上连载，分别从学理和实施两方面指出道制的“流弊”。在学理方面，他提出，道尔顿制在“哲学上科学上都没有很稳固的基础”，虽然柏氏提出“自由”与“合作”原则，但实际上“不但没有实现这两种理想，有时还和这两种理想背道而驰”。因为学生无法自行选择教材和选择问题，道制下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自由，是不要紧的自由，又是违反科学精神的自由”。“合作”更谈不到，因为道制“完全建筑于个人主义之上”，即便有各科的合作，也只是“几个人在同时同地做同样的工作”，并不是“自由担任的合作”，称不上真正的合作。本段及下段，均见邱椿：《评道尔顿制——破坏的批评》，载《新教育评论》年第2卷第4期，第11-14页；邱椿：《评道尔顿制——破坏的批评》（续），载《新教育评论》年第2卷第5期，第14-17页。在实施方面，邱椿则主要对课程编排、团体讨论、学习时间分配、学习习惯养成等方面提出批评。邱椿此文从根本上否定了道尔顿制的理论基础和实施可能性，的确有着不小的“杀伤力”，即便道尔顿制已然走向沉寂，对于仍然对此颇为信服的高仁山等人而言，破坏性不言而喻。
双方的论辩由此正式开场。高仁山及教务长罗志英的回应文章发表在《新教育评论》第2卷6期，代表着支持道尔顿制的一派。高仁山对邱椿的批评感到“又惊又疑”：惊的是“作破坏批评的著者用许多揣摩的弱点来骂道尔顿制”；疑的是“著者所说的那些事实是从哪里想来的”？高仁山列举了自学生实践中“一点一滴负责任”得来的“自治自觉自动的经验”，认为邱椿误解了道制“自由”原则，并批评邱椿对实施方面的批评也有“错误”。从时间表上看，学生每天讨论有限，但实际上还存在学生间与师生间的个别讨论。不同讨论方式各有功用，与班级制下的讨论不可同日而语。高文末尾还特别提出“忠告”：道尔顿制的原则及实施，“完全是一个人与团体间的互相贯串的生活”，“若不澈底了解，就零星割裂地来评道尔顿制，亦终于不得要领而已矣，又何破坏道尔顿制之足云”。[42]
罗志英的论点主要建立在对艺文中学的实验及观察之上。她列举了对邱文“不明了的地方”，并逐一驳斥。比如有关课程，罗志英认为，道制之下的课程“不能由主观的断定或否认”，而应该按照事实仔细观察。在实际教学中，教员对课程的安排已经考虑到学生的程度和兴趣，有很大伸缩余地。据她的观察，学生每日填写计划表时都会有教员从旁指导，月余即可很好地掌控进度和分配方法，根本不会出现邱文提及的问题。[43]
双方第一回合的论辩至此暂告一段落。在教育界对道尔顿制已颇有微词的背景下，柏克赫斯特访华仍获得追捧。借势而建的艺文中学因试行道尔顿制而受到瞩目，同属中华教育改进社所辖的《新教育评论》杂志因为频繁刊发有关艺文中学文章，亦成为集中公开讨论道尔顿制的主要平台。邱椿据此“发难”是据其学术判断和批判精神，对一哄而上的、缺少理论反思的教育实验的集中“宣战”；高仁山等人的从容应战则主要凭借的是其在艺文中学的实践积累。就此双方论战基调实际上已经定下，其背后理论反思与实践经验之间的分歧亦开始逐渐显现。
距高仁山等人的回应间隔四期之后，双方再次迎来交锋。邱椿在第10期及第11期上做出回应，高仁山及罗志英分别在第13期及第14期上再做应答。双方自这一回合开始剑拔弩张，火药味渐浓。面对高、罗二人缺少实践的指责，邱椿承认自己的确经验不足，不过他对柏克赫斯特所办的“儿童大学”（ChildrenUniversitySchool）做过一番研究，也对国内的情况多有
邱椿虽然在此文开篇便称高、罗的文章里“包含着不少俏皮话，但大体还不失学者讲学的态度”，希望后续加入讨论的人能平心静气。但他在文末提到柏克赫斯特时却称其为“在美国教育界至少是四等以下的人物”，“在哲学上心理学上也没有半点贡献”。这一判断同样也带上了情绪，更使双方争端扩大化。[44]高仁山在回应一开始便对此展开攻击，批评邱椿“自己竟忘了自己的话，犯其老毛病”。他认为邱椿只会掉书袋，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高仁山提醒在论述中“仅靠表面上的观察，就下定论，是很危险的”。在具体论证中，他除了引用自己的办学经验作为论据之外，故意模仿了邱氏的论证方法，即直接引述柏克赫斯特的论述并附上了英文原文。文末他还不忘再次回应对柏氏的定位，表示“对于教育上的主张，居然亦有阶级的分别”，“这亦可以算就学说本身立论的批评么”，难掩的怒气已跃然纸上。[46]罗志英认为邱椿的解释只是“一味凭空想”，完全错解了她的原意，洋洋数千言使人愈看愈觉得混乱没有头绪。[47]双方这一回合的分歧和冲突愈发明显，火气十足，已渐渐脱离学术讨论轨道。双方文章中皆有几段互相嘲讽，而其余部分的论证大多只是重申了最初论点，并未将论辩引向深入。
或许也感觉到论战已经变了味道，邱椿于第16期上做出最后答辩，率先将论战划上句号。除了再次重申对道尔顿制的看法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文末提出的几点批评。在这些被高仁山称作“洋尾巴”的文字里，邱椿再次提及了作业指定、教员负担、道尔顿制下升学等问题，仍对展开更实质的讨论抱有一丝希望。他提到，道尔顿制下指定功课并不能处理像德性、态度、情绪等问题，关心的是新旧教育更替过程中如何看待知识与道德。[48]可惜，高仁山似乎也没有什么耐心，虽勉强又作长文回应，却志不在研讨。他在回答邱椿指定功课的质疑时，非但没有再做实质分析，反倒不无讽刺地表示，态度、情绪之类应该“放在邱先生所主张的改进班级制之下的教科书里去，或者竟大着胆子简直就把那些东西放在修身教科书里面去”[49]。至此，论战的确已无继续的必要。
不过，高仁山等人并未就此罢休，于是有了“道尔顿制讨论专号”的出版。专号中除高、罗二人的文章之外，另有赵迺传及李溶的两文，可视为论战的结词。赵迺传的文章是专号首篇，作为《新教育评论》的编辑，他发现杂志社近日收到关于道尔顿制的论文颇多，“虽说诉诸理性，但词锋所至，情感的成分，也不为少”。他写作此文的动机并不在解纷息争，而是要“综合双方的见解，下些转语，并且把道尔顿制可有的危险或弊端揭穿出来”，使从事实验者随时预防。与高仁山等实践者不同，赵迺传虽对道尔顿制一直都很有兴趣，但也只能从原则上做些议论，这或许也是他能对论战双方都能有所同情的原因。赵文虽对邱椿有所批评，但所论较为持平，特别是文末提到：“我国教育界向少试验的兴趣，艺文中学是以试验为职志的私立学校，乘着这种精神从事教学，所得结果，无论在积极或消极方面，定有多少功效。……只要实行的时候，留神预防，却不必因噎废食，把全部的职能一概抹煞”[50]，也算是颇为难得的持中之论。
作为专号收尾的李溶一文，或许更能代表站在实践立场上道尔顿制支持者。在他们眼中，道尔顿制预示着教育未来的无限可能，中国教育不能靠空想和空谈理论来改变。作者的态度仍旧相当激进，坚持认定“班级制教学法一天不废除，中国的教育就一天不能改进”，“要救济这种弊端，除行道尔顿制教学法外，简直没有别的办法”。[51]回想论战伊始，邱椿的批评正是写给“那些固执道尔顿制的先生们”，那些“视道尔顿制为‘万应灵丹’，不行道尔顿制度便是‘开倒车’”的人。[52]这虽是一场不易判定胜负的论战，但此言一出却不禁令人感叹，一切好像又复归原点。
从实践层面上看，艺文中学的道尔顿制实验并没有受到论战的影响。直至全面抗战前，它都是北京“唯一实施此种制度的学校”。[53]年底，高仁山因党案被捕，不久即被枪决。[35,54]狱中,高仁山对艺文中学及道尔顿制仍念念不忘，并著有遗作《道尔顿制教学法》。赵迺传在此书的序言中称，高仁山“赋性坚毅，倜傥有大志，以革新中国教育为己任”，认为该书“精神所感人之深，则又非其他载籍所可比拟”。[55]道尔顿制之于艺文中学由此有了不同的意义，延续高仁山的事业也成了该校的传统。校务停顿约半年后，北伐军克复北京，艺文中学得以再获新生。[56-57]直至年，柏克赫斯特再度来华，艺文中学仍是她行程表中的重要一站。[14]
依照以往研究主题的筛选标准，这场意气之争多于问题争辩的论战并不具备深入探究的价值，可当转换视角，将其放置于道尔顿制退潮的语境之中，情况便会有所不同。不难发现，互相攻讦表象之下的根本问题在于，西方教育理论与中国教育实践的张力，以及教育界内部权力结构之下不同层次、不同取向研究者之间的观念差异，这些都可以透过题中本义以窥其“暗流”。
三、论战之“暗流”
作为20世纪20年代初期旨在解决班级教学现实困境而进行的改革，中国的道尔顿制实验吸引并动员了教育界众多力量共同参与。舒新城称之为“波浪式的起伏”，形象地总结了其过程中无穷变化以及最终归于无形的状态。当把论战的参与者及发生时机、平台等进行综合考量之时，这场论战背后所展现的教育界的实际状态及其在处理中外教育理论与实践时不同的学术取向、观念差异，应该可以为理解历史与当下的教育学之困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其特殊意义有以下几点。
首先，论战双方的冲突实际上是教育学学科专业化进程中，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不同取向的分歧。高仁山强调的实验方法之所以获得更多支持，也与20世纪20年代教育研究学术风气转换对客观性与科学性的强调有关。
道尔顿制实验不仅是停留于书斋中的理论建构，也是对现实教学形式与内容的重组。其成败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构成理论底色的基本原则、从现实条件出发的环境布置以及参与者的实际操作和运用等都需共同发挥作用。在论战中，双方论辩的焦点从原则与实施两方面展开，契合了道尔顿制的核心。双方根本差异首先表现在，对应具备怎样的“资格”才能评判道尔顿制有不同理解。高仁山认为邱椿只是“从表面上的观察，或道听途说，或坐在书斋专想做文章悬揣出来的废话”[46]。而邱椿称其发起论战的触发点，是源于对现实“专爱时髦”的“拜洋主义”不满。他虽称自己是“门外汉”，却也同时列举了在美期间和回国后与道尔顿制相关的诸多经验，显然笃定凭着更接近发源地的观察，同样可以增进了解，甚至会比在中国本土掌握更为核心的资料，更能剖析出道尔顿制自身存在的不足。[52]此外，双方的分歧还在于“方法”。高仁山等人不能认同邱椿“只凭远隔重洋的‘儿童大学’或‘传闻’或一字半句的‘白纸黑字’以为论据”，[58]主张利用实验法，坚信“事实还是事实——尤其是实验上出来的事实”[49]。邱椿虽然承认自己的确对道尔顿制“没有经验”，参观学校时“大半是走马观花，也没有精密的调查”[44]，但他相信利用长时间、多角度的观察与访谈，可以与实验法一样做出切实的分析。因为他的论证过程“句句都根据事实”，且能确保所引文献皆可供核查出处。显然双方对自己所掌握资料的真实性、代表性以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等都有相当自信。相应争论贯穿论战整个过程，对资格的质疑与方法论层面互相影响，成为双方不可调和的关键，此即高仁山所感慨的双方每次辩论时候“针锋老对不上”[49]的原因。
客观来说，道尔顿制的原理和设计即便算得上精妙，在真实的教育空间之内，执行计划亦难以做到整齐划一。论战双方都忽略的是，艺文中学的经验并不能代表其他各校的实施情况，同时也很难用道尔顿制在绝大多数学校的失败来预测其在艺文中学也不能成功。因此以艺文中学的经验来歌颂道尔顿制，或以各地试行的情况予以全面否认，同样有失偏颇。
其次，双方研究路径和取向的差异，还可以用来解释教育学学科专业化初期所面临的真实境遇。中国教育学创建之时，其基本逻辑体系大体皆是自西方而来，但要解决的是中国问题。在教育救国的呼声之下，师范学堂经由翻译而来的教育学教材便成为教育学术栖身的最初形态，其学术性所受质疑亦由此而来。20世纪20年代之后，随着一批接受过西方系统教育学训练的学人陆续归国，这种状况逐渐得以改变。他们更相信科学的力量，不再盲目移植译介西方的理论，而是努力在探寻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寻找中国教育的出路。邱椿与高仁山正是其中的代表；不同的是，高仁山笃信办教育要从实践中来，因此投身于考察与实验，而邱椿更偏向理论，坚守教育的学理性。他们虽然都在大学任教，却对教育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解与判断。
论战过程之中众人对高仁山强调调查实验的支持，也与当时美国教育学术风气转换并对中国产生影响有关。20世纪初的美国教育学界，受到社会科学突飞猛进发展的影响，对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追求逐渐超越对经验事实的信服。教育领域内能否运用教育调查与实验为代表的方法，成为衡量科学化的基本准则。[59]这一学术风气的变化，同样随着廖世承、陈鹤琴、艾伟等一批留学生的归国，给中国的教育界带来影响。他们在此时运用实验及测量方法重新对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做出评估，在新教育中国化的呼声之下，渐成一套教育研究的流行趋势，甚至变成了先进与科学的唯一代表。譬如北师大学生参观艺文中学后就曾表示，“从实际上得到的智识，往往胜过从书本上得来的智慧；从实施中得到的方法，往往比理想上所得来的易于实行有效”[60]。
邱椿对于理论的偏好，并非表示他对教育现实漠不关心，也并不能因此称其否定教育实验的意义。他后来在谈到教育哲学的研究时也曾强调：“中国教育学者不是在‘火星’中讲教育哲学，而是在目前的中国讲教育哲学，所以不能不拿政治社会问题做讨论的基础，不能不创造一个适合于中国社会真实性的教育哲学。”[61]究竟什么才是“中国社会真实性”的教育问题，依据理论分析或是现实探查只是路径差异，应根据调查内容和研究对象做出适时调整，而不应该成为得出答案的障碍。
最后，还可以对中国的道尔顿制实验走向沉寂的原因做一概括性分析，即除了因其设计及执行过程本身存在缺陷之外，也与主导实验的教育界精英受政治环境及学术风气转化影响
从教育界内部来看，传统士绅内部分化同样在以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化进程中发挥作用。“教育界”本是较为笼统的说法。如果按照学校层次或机构划分，大致涵盖从小学到大学各层级的教师、学生和管理者（校长、职员等）以及部分社团、学术团体等组织机构等任职者。真正促使传统教育向新式教育发生转变的是教育界部分精英群体。近代新式教育发展，无论是新观点的输入，还是顶层的制度设计，大体而言皆是由精英群体自上而下推动，并由此主导社会舆论之风气及教育变革的方向。道尔顿制的传入及在中国风行一时，同样也大致由这部分精英所引领和掌控。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为代表的部分精英掌握了道尔顿制实验的话语权，并在柏克赫斯特访华一事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但从年柏氏访华确定初步意向，再到年真正成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直奉战争、五卅运动以及学校风潮持续攘扰不安，各地难得净土。教育界疲于应付外在危机，对道尔顿制亦渐失兴趣。其间各校实验陆续以失败告终，使中国的道尔顿制实验遭受了挫折，也使道尔顿制逐渐“失宠”。但更为重要的是，教育界部分足以主导舆论之精英，或被时势所牵动，或因研究兴趣发生转移，可以参考舒新城自柏克赫斯特来华前后对道尔顿制态度的变化，《关于道尔顿制创始者柏克赫司特女士来华的几封信》，载《京报副刊》年3月25日，第1版；刘炳藜，舒新城：《一切都是灰色的》，载《京报副刊》年8月11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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