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制明显具有重内轻外，重进士轻举贡的特点。何良俊在《入闽稿序》中说：“今世偏重甲科，其迁擢至郎署监司以至卿相者，独甲科人。故甲科人为县令，即其人贪残无赖，犹曲为爱护保全之，或贡、举人为县令，虽其奉法循理，必加谯呵，且摧折恐不胜。”（何良俊《何翰林集》卷十二）而明代的浙东姚江三县鄞县、慈溪、余姚则是全国进士最密集的地区，共有多名进士，超过了地域辽阔的广东省（人），其中鄞县籍进士人。与其相得益彰的是巍科人数亦遥超他县。仅鄞县明代的鼎甲就有6人，其中榜眼有5人，是全国榜眼最多的一个县。
▲图为榜眼及第。
鼎甲是殿试中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的总称。自宋以来，进士一甲共三名，如鼎之三足，故称鼎甲。苏东坡《与李方叔书》之二云：“秋试时，不审从吉来？若可下文字，须望鼎甲之捷也。”一甲三人是进士中的佼佼者，考中者进入翰林院，前程无量。《大明会典》云：“其出身，第一甲第一名，从六品，第二、三名，正七品，赐进士及第。”第二甲、三甲的进士想进翰林院，必须参加翰林院的庶吉士考试，即“馆选”。被录取者入翰林院庶吉馆学习。而一甲的三人则直入翰林院，第一名状元为翰林院修撰，第二名榜眼和第三名探花为翰林院编修。翰林官员为清要之职，虽官位不高，但接近中央权力中心，与朝中重臣接触频繁，对仕途发展极为有利。特别是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非翰林出身不能入阁参预机务的现象，故翰林出身的官员更易成为朝廷的重臣。但宦途险恶，一着不慎，全盘皆输。鄞县明代的六位鼎甲人物，其不同的人生轨迹也印证了这一点。
▲图为杨守阯。
一、成化戊戌科榜眼杨守阯
杨守阯（-），字维立，号碧川，浙江鄞县人。明宪宗成化十四年（）戊戌科曾彦榜进士第二人。
杨氏家族是明代鄞县的四大望族之首，其中关键人物便是杨守陈、杨守阯兄弟。其父杨自惩没有功名，只当过职位低微的官吏，但他的两个儿子都考中浙江乡试第一名，同为解元，次子杨守阯在殿试中又高中榜眼。尔后，兄弟俩又对掌南北翰林院，成为明代名满士林的衣冠盛事。
杨守阯自幼聪慧，其祖父杨范、父杨自惩、兄杨守陈均潜心儒学，深通易经，因而幼年时的杨守阯便显露才华，“六岁受经传，即通大义。以兄文懿公为师，于书无所不读，然必以‘六经四书’为宗，笃行为修，不专事文艺”。成化元年（）参加浙江乡试，夺得第一名。但其后参加几次会试均未及第，于是进入太学学习。其间，杨守阯以人品和才华深孚众望。祭酒邢让、司业陈鉴因事下狱，杨守阯率领六馆太学生，伏阙申冤，有何蕃、石大川之风。
兄弟俩同为解元，自己又在太学求学，桂冠近在咫尺。对此，杨守阯是非常欣慰的。他在《大兄和东坡龙钟三十九诗见寄，次韵奉答》中抒发这种感情：“先世本儒宗，环堵图书半。传家峄阳桐，一唱而三叹。吾兄博群书，礼乐勤服玩。开口韶钧鸣，下笔云雾散。一举冠同乡，结交青云伴。制策对天人，名声腾月旦。朝趋金马门，日食青玉案。汗简手编摩，一一书治乱，诗文驰四方，应酬失栉盥。先后十年余，一阶迁陟缓。节操冰霜同，忠诚日月贯。行年未四旬，志强力不懦。胡为诧龙钟，置我肠中炭。愿保千金躯，逍遥在三馆。夏宜葛苎凉，冬宜狐貂暖。重为皇家珍，饔飧加白粲。”经过太学锻炼的杨守阯从容应对，在成化十四年的会试、殿试中过关斩将，屡获胜绩，取得会试第四名、殿试第二名的殊荣。高中榜眼的杨守阯，按例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任满后，本应留京任职，但因堂兄杨守随事牵连，仕途顿起波折。
杨守随，字维贞，成化二年（）进士，授江西道监察御使，巡按江西。所至之处，主持公道，得罪不少权贵。他在江西查得南昌人李孜省劣迹斑斑，便劾其奸暴之罪。但李孜省脱身远走京师，以方术厚结宦官，取悦皇上。成化十五年（），特旨授李孜省太常丞。杨守随在家守丧完毕，一回到京师，即奏劾李孜省乃赃吏，不宜典祭祀。李孜省仗势诬陷杨守随，杨守随因而被谪贬为南宁知府。杨守阯受其牵累，未能留京，而是破例被派到南京翰林院任侍读。对此，人们甚为惋惜，但杨守阯怡然自得，曰：“此吾家盛事，何怼耶？”
明孝宗即位后，于弘治元年（）将杨守阯从南京召还，纂修《宪宗实录》，充经筵讲官。这使他有了与皇帝对话的机会，于是他在为孝宗讲课时，每每针对朝廷乱象，直言其见，孝宗也每每为之动容。弘治四年（），迁左谕德。弘治五年（），出任顺天府乡试考官。弘治八年（），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弘治十一年（），侍皇太子于东宫。充任《大明会典》副总裁。弘治十二年（），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摄南京兵部事。因灾异发生，上疏陈五事，皆切中时弊。弘治十三年（），改署国子监事。恤生徒，清吏弊，得到人们称颂。三年后任满，请假回家扫墓。弘治十五年（）至京，任《大明会典》总裁官，书成，记载精详，史家莫不推重。改任吏部左侍郎，食尚书俸。弘治十七年（），以身体多病，请致仕，孝宗不准。
年，明武宗登基，改元正德，71虚岁的杨守阯以年迈再次请归，这次他下决心告别仕途，因此不待武宗批准就起程回乡。武宗是个性情中人，对杨守阯的不辞而别倒也理解，不仅不怒，反而大加优待，为褒奖杨守阯，下诏官加尚书致仕。后太监刘瑾乱政，夺去杨守阯尚书衔，直到刘瑾事败遭诛后才恢复。杨守阯回到鄞县后，在县城内的日湖边采莲桥东建造了新的住宅，称之为杨尚书宅，并建“赐进士及第”石牌坊于二门外，他的儿孙们也迁居到城内居住。
杨守阯退休后生活勤俭，仅奢侈过一回，那就是他的77虚岁生日喜宴。正德七年（），杨守阯年七十七，其生日在七月初七，他预感到来日无多，就叫儿子们举办寿宴，席上请乐队以鼓乐助兴，尽召数百杨氏族人欢宴终日，尽兴而归。席中酒酣之际，杨守阯对众人缓缓地说，这样的聚会以后再也没有了。众人都茫然不解其意。果然，一月后的中秋，杨守阯无疾而终，逝世于家中。朝廷赠太子少保，谥文肃，赐祭葬如例。
杨守阯一生疾恶如仇，刚直不曲。他在《晚香诗序》中直言：“大节一丧，虽将相富贵亦遗臭耳。大节无愧，虽闲居放逐亦流芳也。”而在《送安庆太守张侯序》中也说：“天下不患无才能，而患无气节。有气节而济以才能，则足以成光明俊伟之业。有才能而乏气节，则适足为狐媚鬼蜮之资。故君子惟气节之为尚，而才能次之。虽有托孤寄命之才，至于临大节可得而夺，亦不得为君子。观人者，虽去才业未甚著，而其气节有足取焉，亦可以占知其将来矣。”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还是一个太学生时，就于成化初率六馆生上疏为祭酒邢让、司业陈鉴鸣冤。在担任朝官期间，他更是对不合理的旧规陋习予以批评。弘治十年（），京官接受集中考核。杨守阯时掌翰林院事，负有考察属官的任务，同时作为被考核对象，又要和属下一起接受考核。这种时在台上，时在阶下的现象极大地损害了学士的形象和权威，为此他上疏直言：“臣与掌詹事府学士王鏊，俱当听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属员。进与吏部会考所属，则坐堂上，退而听考，又当候阶下。我朝优假学士，庆成侍宴，班四品上，车驾临雍，坐彝伦堂内，视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与考察，则学士亦不应与。臣等职讲读择述，称否在圣鉴，有不符考察者。”他的奏疏理直据实，义正词严。弘治皇帝闻奏后当即采纳。从此学士不在考察之列。杨守阯此举，不仅为自己赢得尊严，也造福于他同时及以后的学士们。
而对朝官曲迎奉承之举，他毫不留情予以痛斥。弘治初年他任侍讲学士时，给事中庞泮等以救知州刘逊而悉数下狱。此时任吏部尚书的鄞县人屠滽上疏奏请皇上另遣他官摄之。对这种曲直不分、一意奉迎之举，杨守阯极为不满，立刻写信给屠滽，对他的这种错误予以痛斥。在朝中，他刚直不阿；在家乡，他同样凛然不可予以轻慢。正德元年（），他退休回鄞县后住在县城宁波。当时宁波为东南都会，也是日本贡使使华的唯一接待港口。有一年日本贡使来到宁波，闻知杨守阯正闲居城南，便来拜访。杨守阯端坐上位，将日本贡使之座置之席隅，言谈之间，语甚严正。当日使回去后，陪客对杨守阯的行为甚为不解，认为日本贡使来访，应该和颜悦色才对。杨守阯为此解释说，我是朝中大臣，与之交往不是私事，不能有失中国体面！又有一年，杨守阯的门生张御史受命到宁波巡察，刚到郡城就连夜拜见恩师。杨守阯一见面便劈面而问：“御史未谒庙，何先枉临？”张御史连忙屏去左右，低声而言：“恐有所赐教耳。”其意是让恩师有事先托付于他。岂知杨守阯一听此言，怫然变色，正色而言：“疑老夫以事相干，岂得我意耶？”张御史见恩师依然如故，不知如何回答，只得惭愧而退。
杨守阯在处理家务和人际交往中，仗义疏财，豪爽无私。正德元年，杨守阯刚从京城回乡，带了四百余两俸银的积蓄，打算分给两个儿子。恰在此时，堂兄杨守随被太监刘瑾陷害，罚输米一千二百石，清廉奉公的杨守随哪里有钱买米，一时间手足无措。闻讯后，杨守阯立刻将这四百余两俸银全数给了杨守随救急。妻子见状非常难过，难免有些怨言。杨守阯对妻子说：“兄弟有急难，还有空管儿子的余钱吗？”
杨家是个大家庭，有兄弟三人，长兄杨守陈，二兄杨守阯，三弟杨守隰。杨守隰夫妇英年早逝，留下两个儿子与杨守阯一起生活，杨守阯待之甚于己出。三兄弟和父亲杨自惩一直生活在一起，共炊三世。长兄杨守陈过世后，杨守阯极其悲伤，设位哭奠三年，以致眼睛都哭坏了。这时杨家人口众多，老一辈仅有杨守阯一人，不宜再同食了。于是杨守阯主持分家，他将近亩的田产分为4份，其中上田10余亩作为祀田奉父祀；杨守陈诸子得田90余亩，三弟二子得田68亩，杨守阯一家只有19亩。人们都认为这样分太不平均。杨守阯解释说，我的长兄很早就做官了，这些田大多是他置办的，三弟未及入仕就去世了，留下两儿都很贫穷，多分些田以为资助，我还有一官半职可望呢。于是才将家产分定。
杨守阯一生著作甚多，涉足理学、史学、文学。他集程朱议论成《困学寘闻录》十卷，参与编修《大明会典》，并有重大贡献，与其兄杨守陈一起三次参加浙江解元在朝中的文会，将唱和诗文汇编为《浙元三会录》。并著有《碧川文钞》二十九卷、《杂文储稿》《集程朱议论》《碧鲜坛》《碧川文选》等。
杨守陈、杨守阯兄弟同为浙江解元、同为学士、同为侍郎，又同掌南北两京翰林院的经历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难得的科举盛事。史籍记载，当年鄞西杨家花木往往有连理双瓣者，乡人见之都非常惊异，不知其何祥也。等到杨氏兄弟皆举浙江乡试第一，皆甲科高登，官翰林，对掌两京学士，位并少宰，方知其兆。与此同时，从兄弟杨守随官至工部尚书，杨守隅为广西布政使，杨守陈子杨茂元为刑部右侍郎，杨茂仁为四川按察使。这种一家数人同朝为官的盛况引起世人的惊羡。
杨守阯的人生和仕途是明代鄞县鼎甲中最圆满的一个，从政数十年，无大起大落，至晚年又如愿致仕回乡，颐养天年，寿终正寝。
二、弘治己未科榜眼丰熙
▲图为明代翰林学士丰熙的《鹤峰云洞游记》石刻。
丰熙（-），字原学，号五溪、白庵，晚年时又号一斋，县城西隅马园人。祖父丰庆，曾任布政使，父丰耘，为训导。16岁时，其母死，丰熙悲痛欲绝，守庐三年，孝名传遍城乡。知府姜昂称赞不已，将他比作孔子的弟子颜回，称他是“吾郡之颜回”。少年时即有高志，曾在壁上大书：“立志当以圣人为的，逊第一等事于人，非夫也。”20岁时师事当时名臣、慈溪学者姚镆，专攻毛、郑两家的《诗经》。明弘治八年（），丰熙参加浙江乡试，中举。4年后，又于弘治十二年（）以举人身份参加会试，从数千人中脱颖而出，在随之而来的殿试中表现尤为突出，其策论为明孝宗赞赏。初拟取为第一名，但明代状元之取兼重容貌，建文二年（）殿试，王艮廷试第一，本拟取为状元，但因其容貌不及胡广，皇帝钦定时将他降为第二，而将胡广擢为第一为状元。如今丰熙也遇上这样的尴尬，明孝宗听说丰熙走路有点跛，不很雅观，感到有失体面，最终定为榜眼，而状元由广东南海人伦文叙获得。但明孝宗对其才学的器重而位置的移后终有痛惜之情，因此，特赐状元袍带以示恩宠，这也是明代科举史上唯一一个以榜眼身份而享状元之荣的特例。
以后，丰熙又任侍讲等职，参与编修《孝宗实录》，后又迁右谕德。时正值宦官刘瑾当道，朝中官员大多谄媚以保其身，而丰熙疾恶如仇，刚正不阿，独不趋炎附势，刘瑾对此恼怒交加，视之如骨鲠在喉。为此丰熙被放逐到南京，在南京翰林院任职，直至刘瑾伏法，丰熙始回北京，任礼部会试同考官，又主持京师的顺天府乡试。明世宗继位后，改元嘉靖，丰熙升为翰林学士。他的品德、才学和见识为朝野共重，其仕途前景一片光明。正当此时，他却遭受了人生中最大的厄运，从此流放异乡，凄然弃世。
此事的起因是“大礼议”之争。由藩王入继大统的朱厚熜对自己不是皇宗嫡亲耿耿于怀，既感到自卑又非常固执。刚登上皇位，就全神贯注于“大礼议”。
朱厚熜登基后的第五天，就指示礼部讨论按照什么规格崇祀已故的生父兴献王。礼部尚书毛澄请示内阁首辅杨廷和，杨廷和主张仿效汉定陶王入继汉成帝、宋濮王入继宋仁宗的先例，尊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为“皇叔考”。明世宗借口“父母可移易乎”命礼部再议。于是形成了观点对立的两派。一派主张将世宗的伯父孝宗改称父亲，另一派主张把兴献王改称皇帝。前者以杨廷和为首，后者以张璁、桂萼为代表。
张璁投皇帝所好，反对杨廷和、毛澄等老臣们的意见，写了洋洋洒洒的长论《大礼疏》，主张应该尊崇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明世宗看了张璁的《大礼疏》喜出望外，“拍案叫绝：”此论一出，我父子可以获全了！“
廷臣对张璁之论大为不满，杨廷和设法将张璁外放为南京刑部主事。但是张璁和桂萼不死心，张璁等人又向嘉靖皇帝上了一疏。嘉靖看了此疏，旧情又起，于是直接下诏：”萼、璁来京。“张璁、桂萼的入京，掀起了”大礼议“的高潮。
世宗的一意孤行和张璁、桂萼的飞黄腾达引起众臣更强烈的反对，在杨廷和离去后，朝官群体中，产生了新的代表人物，这就是翰林学士丰熙。当张璁、桂萼升为翰林学士后，丰熙在朝廷上公开说：”张、桂等是小人之流，吾辈岂可与其并列。“七月十五日，大廷集议，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由于嘉靖皇帝的支持，张璁，桂萼颠倒黑白，指责朝臣为朋党，给他们加上十三条罪名，吏部侍郎何孟春等逐一予以反驳，双方相持不下。退朝后，百官在丰熙的带领下，齐聚在皇宫的左顺门，跪倒在地，向皇帝请愿。
嘉靖皇帝龙颜大怒，派出锦衣卫校尉多人来抓人。丰熙首当其冲，接着又抓了给事中张翀等8人，投入诏狱。在收捕丰熙等人时，杨廷和之子状元杨慎率领众人撼门大哭以示抗议，一时”声震阙庭“。但抗议对于独裁者嘉靖皇帝来说只是火上加油的蠢举，他命太监将跪伏官员的名字全部录下，加以处罚。
七月十七日，在上皇太后尊号的大典上，尚书金献民，侍郎何孟春等硬是不赴阙行礼。嘉靖皇帝怒无所泄，迁怒于丰熙等人，对丰熙、杨慎等余人予以廷杖，受伤过重的死去17人，其中就有鄞县籍的官员王相。最后，丰熙遣戍福建镇海卫，杨慎流戍云南永昌卫，终生不予赦免。这件事，当时被称为”大礼狱“。其影响十分深远，不仅直接影响了世宗一朝的政治格局，也对明代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张璁、桂萼以”大礼议“之争取胜而升官，心有愧疚，事后便上疏”请释谪戍诸臣罪“，每次首先提及丰熙。但嘉靖皇帝认为丰熙是反对他的首要分子，始终不肯释罪。直至丰熙年近七十，适逢皇宫中的谨身殿遭火焚毁，给事中田濡以大火烧宫为由，再次请求赦免丰熙之罪，但嘉靖皇帝依然不允。从嘉靖四年至十六年，丰熙在福建的镇海卫戍所里闭门谢客，绝口不言政事，唯以读书著书为乐，来往者仅限于同为流戍的邵经邦、陈九川数人而已。丰熙流放初期，寓居云洞，讲学著书，晚年寄居福州西郊。十三年间，将人生的体悟和研究心得留诸文字，著有《鲁诗正说》《古易传义》《礼教仪书》《白庵集》《一斋集》等。最后以七十岁高龄死于流放之所。直到嘉靖皇帝死后，隆庆帝继位，才对他予以平反，赠礼部侍郎并赐恤。据史载，丰熙出生时，有彗星掠过县城宁波的文昌阁，而在嘉靖十七年的某月某日，浙江省的省城杭州所建的榜眼牌坊突然崩塌，是日天鸣如鼓，其声凄烈，丰熙辞世。此虽属传言，但由此可见人们对这位悲情榜眼的痛惜之情。
丰熙以其一生的执着和坚守报答了明孝宗的知遇之恩，实践了他少年时题于壁上的誓言：”立志当以圣人为的，逊第一等事于人，非夫也。“其道德情操出凡入圣，毫无浊气。正是这种荣辱不惊、恩仇皆忘的旷达心胸，才使他在遥远的流戍之地得终天年。
三、正德辛未科榜眼余本
余本（~），字子华，号南湖，浙江鄞县人。明武宗正德六年（）辛未科杨慎榜第二名。
余本早年便显露其异常禀赋，为人英迈卓异，立志高远。对当时科举必考的制艺之学八股文并不用心，而是对经史子集百家之学表现出强烈兴趣。他终日正襟危坐，诵读不止，至夜仍手不释卷，”焚膏以继“。凡书无不诵读，自”五经“及史传、诸家之言，以至天文、地理、钟律、象数诸书无不潜心精读，必求其解。遇有微言隐义，常人大多不求甚解，而余本总是凝神苦思，结合所学知识，查考先儒释注，反复思考，必求其义。他曾说：”人读圣贤书，则心明气定，其他玩好不能入，从此摄伏身心，自然有益。“因此，他在读书时总是学思结合，一丝不苟，一旦成诵则终生不忘。久而久之，其学问大进，周围的年轻人纷纷上门求教，人们都尊称他为”余夫子“。
余本在宁波府学读书时，有一次接到通知，让大家到孔庙集合等候上级学官巡视。在孔庙，这些的学生难得有此机会相聚一起，于是肢体横陈，嬉笑怒骂，好不热闹，其中只有两个人在嬉闹声中岿然不动，正襟危坐。余本立刻引为知音，忙打听姓名。原来这两人也是鄞县人，一个是鄞西蜃蛟闻江岸的闻渊，另一个是大雷山下的汪玉。三人相见恨晚，结为知交。此后三人又与西乡布政的张邦奇相互交流，各励名节，时人称为”甬上四君子“。这时期余本求学于甬上学者倪复、张炳门下，倪复对其甚为看重，尽传其学。而张炳更对他寄予重托，临终时，双眼紧盯着余本，大声地说：”善努力。方今人才肯自重者少，若能树立一日，即为国家扶正气一日也。“余本从此牢记先生临终之言，决不与任何浑浊之辈同流。
余本由于其才学未被上级教育领导所知，因此年近而立，仍是府学学生，一介青衫，直到正德五年（）省城学使杨旦巡视宁波，以偏僻的典故和历史考察余本，结果余本对答如流、毫无凝滞，杨旦为之大惊，断言余本当名冠天下。果然，当年八月，余本参加浙江乡试，顺利中举，第二名，为亚元。第二年二月赴京参加会试、殿试，又连考连捷，以殿试第二名成绩名扬天下。此科的状元为明代科举史上最著名的状元，人称”戍仙“的杨慎。余本考中榜眼后，按例被授予翰林院编修。
此时正值太监刘瑾当政，在这个人称”立皇帝“的淫威下，朝政一片混乱，翰林院的官员们无所事事，其修史录事的职能被废已久。为此，初登仕途的余本在乾清宫失火后，应诏上疏，慷慨陈词，要求崇尚经学，重举史职，对朝廷乱象直批无忌。岂知奏折一上再上，却如泥牛入海，断无消息。看到朝廷如此混乱，余本一怒之下请求外放到邻近家乡的地方任职，以便赡养家人。然而当权者偏偏让他到离宁波数千里之外的广东任学政副使，督察广东各级学校。余本一到广东，便以厘正士俗、培养人才、振兴文运为己任。他以身作则，激励士风，对官场陋习和士林浊气毫不宽宥，对官场中的肮脏之举和暗中交易深恶痛绝。对同僚中的卑鄙小人毫不通融，语有不合，便严词以斥，怒形于色，不时与同僚或上司相争而不肖相容，对猥琐之人避之如同腐臭。他的这种风格自然使广东省的官员极不舒坦，特别是巡抚毛凤，过去因天高皇帝远可以任意非为，如今碰到了正人君子余本，动辄得批，将他的不法之举一一上疏朝廷，恼怒之下，他颠倒黑白，对余本肆意诋毁。不久后毛凤因罪落职，余本也弃官回乡，在宁波月湖的家中闭门读书著书，作诗写文，以遂早年之愿。
余本自幼孝顺，当年他新婚不久遭母丧，结果在三年守丧期间，从不入私室与妻子同房。平时居家以勤俭闻名，虽如此也常常在月末靠借贷度日。后余本虽入仕途，却是一个落职闲人，家境自是不好，但即便如此，他仍对亲友一片赤诚。但交友极慎，凡交友必再三审之，从不妄交一人，但交后必赤诚相待，生死与共。亲族之中如有困难者，他必倾囊相助，对亲友所借之债，他常为之还账。他的一个堂弟自幼丧父，他予以抚养，年轻人纷纷上门求教，余本也乐得授徒讲学，几年之间，官虽没做，书倒写了不少，有《易经集解》《皇极释义》《读易备忘》《礼记拾遗》《春秋传义》《孝经勘误》《周礼考误》《正蒙集解》《律吕新书解》等多种。
嘉靖六年（），余本复起，被授予山东督学。重登仕途的余本一如既往地以选拔人才、振兴文运为己任，使素为文献重邦的孔孟家乡文运重开，文才辈出。余本以政绩优异闻名朝野，于是升任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使。通政使是专管向皇帝进奏疏文的机构，其官职虽不高却极为重要，稍有疏忽便会有难以弥补的错失。因此余本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松懈，他曾说：”此官所以遏谗说，距殄行，非若是即旷官也。“
他的好友、”甬上四君子“之一张邦奇时任南京兵部尚书，所以公干之余，两人常常相聚畅谈。嘉靖八年（）的一天，余本又到张邦奇家做客，恰逢此时有人持汪玉的讣告以闻。当得知年仅49岁的汪玉积劳成瘁，积瘁成疾，欲辞官回乡而不得却死于御史任上时，几十年的往事涌上心头，余本顿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与张邦奇一起追忆汪玉。当初少年知己，如今却天人相隔！悲痛之极，顿感头晕目眩，浑身颤抖。张邦奇见状大惊，连忙来扶，只见他身体渐僵，气喘渐轻，哭声渐绝……当张邦奇扶起他的头时，他的魂魄已随汪玉而去，任凭张邦奇哭呼连天，终无一声回应。此时余本年仅四十八岁，客死于南京的通政使任上。
▲图为陆釴。
四、正德辛巳科榜眼陆釴
陆釴（-），字举之，号少石子，浙江鄞县人，明武宗正德十六年（）辛巳科杨维聪榜进士第二人。
陆釴自幼聪慧过人，刚学会说话就开始识字，而且只要教过一遍便牢记于心，母亲屡次试他，每次都不错一字。稍大一些开始入学读书，很快就超越常人，读书既快又好，一目数行，过目不忘。正德十五年（）参加浙江省乡试，得第六名。第二年赴京参加会试、殿试，又连连报捷，在殿试中荣列鼎甲之中，为榜眼，授编修。
陆釴入翰林院任编修后，如鱼得水，看到了许多从未读过的秘籍孤本。加上翰林院本属清贵之地，杂事不多。因而使陆釴得以尽情阅读，古今万事，尽入脑中。其学识为之大进，馆中宿老虽年龄比他大，但学问却落在他的下面，陆釴一时成为翰林院中的饱学之士。
嘉靖初年，“大礼议”起，张璁因上《大礼疏》骤然显贵，他和追随者桂萼被嘉靖皇帝直接提拔为翰林学士。张璁自知自己在朝廷中不得人心，因此非常钦慕陆釴，想通过他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于是频频示好。陆釴不肯折节附恶，对他的百般巴结一概置之不理。这让野心勃勃又胸襟狭窄的张璁怀恨于心。
嘉靖三年（），“大礼议”之争以兴献王为皇考而尘埃落定，反对者或杖或戍或降职，而支持者骤得富贵，其中张璁位至宰辅。得志便猖狂是官场小人的通例，张璁自不例外，他在竭力攻击首辅费宏的同时，也不忘捎带报复陆釴，将他排挤出京，外放为湖广按察佥事。
初到地方的陆釴首先要做的事是治理江防。这是一个新设的岗位，没有章程和成规可循。饱读史书的陆釴在此显示了他过人的才干。他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规章，建立档案，实行动态管理，不仅有效地促进工程建设，也为以后类似工作积累了经验。当地的官员对此深赞不已，相顾而言：“陆君自史馆来，其治才即老吏莫及也。”不久，陆釴转任江西参议，专管粮食等物资储备运输之事。他根据江西各府县财赋税收的多少和当地物产的丰歉，随时调整，或增或减，皆有所据，既保证了粮食收储，又方便了办事者，时人皆以为便。
陆釴外放后的第三个职务是山东提学副使。他一到任上，便“明章程，正文体，所至敦尚孝悌，分别义利，士风为之一变”。并将府中原先敬奉杂神的祠庙均改为奉祀历代先贤的神祠，对有道德有才华的青年士子加以引导，谆谆教诲，于是山东的士风大振。而这时陆釴发现偌大的山东竟然没有一部通志，于是汇古采今，补遗正陋，夜以继日地编纂志书。一年以后，《山东通志》如期编成，并于嘉靖十二年（）刊行。这是孔孟故乡自《齐乘》以后的第一部地方史籍，也是山东历史上的第一部通志，共四十卷。巨著完成，但劳累过度的陆釴也已重病在身。他向朝廷打报告要求退休还乡，然久久未见批复，结果死在山东提学副使任上，时值壮年，天下惜之。其著作有《山东通志》四十卷、《少石集》十三卷、《诗》五卷。陆釴为文恢宏恣肆，于诗激昂沛然，是明代鄞县鼎甲中文名最盛者。
陆釴的母亲杨氏是成化戊戌科榜眼杨守阯的女儿，这位深明大义的大家闺秀将杨家的家风带到陆家，对三个儿子进行了良好的启蒙教育。三个儿子成人后又继承杨家的治学传统，专治《易经》，并通过其深厚的家学渊源相继考中进士。长子陆钶，官至都御史，号石楼；次子陆铨，号石溪，官至布政使；幼子即陆釴，官提学副使，号少石，时称“陆氏三石”。而陆釴与杨守阯既同为榜眼，又是外祖孙关系，自是鄞县科举史上的一段佳话。更巧的是，明代不仅仅有外祖父与外孙同为榜眼的盛事，还有同名同姓的两位榜眼，而这同名同姓的榜眼又是与陆釴有关。在他中榜眼的57年前，已有一个叫陆釴的人中了明英宗八年（）甲申科彭教榜的榜眼。那陆釴是江苏昆山人，字鼎仪，号静逸，又号凝庵。他考进士时还不叫陆釴，因为他的父亲幼年时被吴姓人收养，名吴晟，因此陆釴参加乡试、会试、殿试登记的名字是吴釴，考中榜眼后才认祖归宗，恢复陆姓而成为陆釴。这两位陆榜眼名相同，一生的命运和仕途也相似。两人皆中榜眼为编修，又从史馆出而为官，壮年时皆被疾乞归。两公并有文名，英年辞世，天下均惜之，此亦一奇也。
“陆氏三石”皆有文名，而陆铨、陆釴的诗歌风格更为相似。清初浙东文坛领袖李邺嗣对陆铨的诗歌极为推崇，将他与张琦并称为明代甬上诗坛成就最高的诗人。
五、崇祯庚辰科榜眼葛世振
葛世振（~），字仞上，号同果，又号确庵，别号寒铁道人，浙江鄞县人，明思宗崇祯十三年（）庚辰科魏藻德榜进士第二人。
明清鼎革之际，葛世振和所有的明代官员一样，面对着是守节还是顺从的两难选择，因此也成为明代鄞县鼎甲中最身不由己的一个。
二月赴京参加会试，获第四十名成绩，而当参加殿试时，一直徘徊在三四十名的葛世振超常发挥，在数百名贡士中脱颖而出，荣获第二名，为榜眼。
中了榜眼的葛世振颇受青睐，为崇祯皇帝朱由检讲课。朱由检勤政节俭，但刚愎自用、生性多疑，对大臣苛刻严酷，稍不如意，便加刑戮，十七年间竟换了五十多位宰辅。但这位严酷之君对葛世振却另眼相看，君臣颇为相得，为此，崇祯皇帝曾将葛世振的名字书于御屏上以示重视。初登仕途的葛世振写了篇《四郊礼成颂辟雍重临赋》，以文辞绚丽、气势雄巨而盛传京都，一时洛阳纸贵。然而崇祯十三年后的明廷已是汪洋中漂泊不定的危船，国势日衰，内外交困，战火不断。即便如此，满朝文武官员仍视危局于无睹，文臣忙于党争，武将醉生梦死。面对飘摇下坠的国势，葛世振发出了深深的叹息。
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虽日理万机却捉襟见肘，处处失手，因而万忧并集，其中“三饷”更成为亡国之由。葛世振甚为焦虑，为此他向崇祯皇帝提出了“增兵不如练兵，加饷不如清饷”的建议，这个建议确实指出了明末内外危机的原因，也甚得崇祯皇帝之心。遗憾的是，此刻的明廷已是下沉的破船，任何的补救都无济于事，船上的乘客无论是掌舵者还是搭乘者，都将随之下沉而坠落。而坠落前的舵手心灵往往会扭曲。这种形势下，崇祯皇帝对臣下更为苛刻，葛世振对此更为不安，唯有利用讲课的时机，反复陈述为政宜宽厚的道理，他的谆谆谏言，虽不能彻底改变崇祯的行政风格，但也常常让崇祯为之改容而稍减严酷之惩。
就在国势日微、江河日下之时，葛世振带着怅然之情离京南归，回乡省亲。甲申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以发掩面，吊死于煤山。葛世振如丧考妣，悲不自禁，作《十哭诗》抒其悲情。不久清军凭借吴三桂的“将军一怒”，乘机入关，坐收渔翁之利。于是铁骑到处，顿作焦土，扬州十日、江阴血战、嘉定三屠……不断传来的消息让葛世振悲愤交加，情不可堪。直至许多年后，仍对崇祯末年至清顺治年间这一段血泪交加的人间浩劫悲悯于心，忠愤勃发。他的诗就以长题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有《北平梁公狄同年客游四明，制菱纫兰，倏然同子真之隐。及谈畴昔商邑殉难事，相对欷歔，不禁忠愤勃发矣，因述张孺人行述示余，余叹服义烈，作长歌挽之》，此诗虽挽明末战乱中殉夫的张氏之烈，但正反映了那段交织错杂的多方势力角逐时带来的灾难。
葛世振在这朝代交替之际，最终选择了逃离。他从城中迁到了鄞江，结庐于光溪之畔，每日“督课农桑”，仅以先世传下的几亩薄田种秫、酿酒以糊口度日，不入城市，隐居山林。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清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淫威下，葛世振无所选择，他既不能像朱舜水、沈光文那样浪迹海外，流落异国他乡，也不能像张苍水、钱肃乐那样揭竿而起转战各地。他只能剃发顺变，他的《发诔》记录了夜半惊魂的一刻：“天畀此发肤，森然流血性。朋以盍簪招，冠以三加盛。夜半丧颠毛，萧晨惭青镜。九鼎坠一丝，何日南风竟？”悲惭之心溢于言表。
清初的宁波是南中国中抗清意识最强烈、斗争最激烈的城市，众多士人均以不同形式表达对义军的支持和期待。葛世振也参与了一些活动。年闰六月，清军南下，余姚的孙嘉绩约鄞县林时对起兵响应时，林时对即于六月十一日和葛世振、沈嘉延、徐殿臣商议，然后四人一起去谢三宾处游说，让其领衔起义。岂知所求非人，一心想降清以保富贵的谢三宾断然拒绝。尔后，董志宁、张梦锡等人找到钱肃乐，由其在府城城隍庙振臂一呼，聚义抗清。可以说，在宁波抗清斗争的初始阶段，葛世振是做过一些工作的。但更多时候，他还是以出世的形式表达他的意愿。而他所在的鄞江恰恰是道教名山四明山的门户，所谓近山之人易得道，他以入山寻道的方法来排遣如山的烦忧，从而获得内心的安宁。
渐已年老的葛世振似乎已忘记世事，但世人却未忘记这位前朝榜眼。清康熙十年（），在彻底消灭南明政权，清廷统治趋于巩固之时，康熙皇帝向江南士人抛出了橄榄枝，要各地官员举荐隐居之士。浙江巡抚范中丞向康熙皇帝举荐了隐居山林多年的葛世振，葛世振以年老体弱为由婉辞。但葛世振是前明鼎甲，身份特殊。求隐士心切的康熙皇帝不肯罢休，再次下诏，范中丞于是再次奉诏敦促成行，葛世振一时无措。此时，曾经发动宁波反清斗争的“六狂生”之一陆宇[火][鼎]之弟陆宇燝不愿看到葛世振晚节有亏，特意寄诗给他，诗云：“曳履随班称老臣，少年队里自嫌身。阿婆改作新来妇，抹煞庚辰第二人。”在讥诮的语言下饱含着劝阻之意。葛世振抚纸长叹：“使吾一举足更何面目以见陆生（宇燝）。”于是坚辞以拒，康熙皇帝对此也只得“允其请”。葛榜眼终于在名利场上逃过一劫，免遭吴伟业、钱谦益那样的羞辱，在鄞江度过晚年。年，饱经风霜的葛世振在故乡辞别人世，享年六十七岁。
明代鄞县的这五位榜眼，虽然其人生遭遇不同，人生轨迹各异，但他们都有济世之心、报国之志。其性格虽或刚直或淳厚，但在大是大非和国势危难之际，都是将生死得失置之度外，从容应对，慷慨从事，形象地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如今他们的身影早已远去，但他们的风骨依然挺立，成为人们倾慕仰望的人文高标，并融入鄞州的文化传统之中而生生不息。
来源
鄞响客户端
作者
戴松岳
编辑
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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