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
卷一语录一
原文：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1]。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2]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3]，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4]，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5]，‘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注释：
[1]《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2]《孟子·尽心上》：“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3]《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4]《尚书·尧典》：“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5]《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疏解：
“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这句是本条的核心。“新民”是只“教”而不“养”，“亲民”则兼“教”、“养”意。所谓“教”，如程子曰：“‘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朱子说“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把“明明德于天下”也解得浅了，正如子路把“知”与“仁”理解为“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是远远不够的。阳明所说“养”，源自孟子：“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养”体现的是内在的德行，“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以善养人”是“亲民”，“服天下”相当于“明明德于天下”。
郑玄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这样的解释是肤浅的。阳明认同朱子的解释，“大学者，大人之学矣”，但不主张改“亲民”为“新民”，因为大人之学重在于“养”而不在于“教”。阳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绍兴知府南大吉聆听阳明先生开示后如醍醐灌顶，喟然叹曰：“甚哉，大人之学若是其简易也！吾乃今知天地万物之一体矣，吾乃今知天下之为一家、中国之为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泽，若己推而内诸沟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又曰：“吾以亲民为职者也，吾务亲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
阳明曰：“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这正是“明明德于天下”。“明明德必在于亲民”，犹如“诚意正心”必在于“格物致知”。心之所发为意，意之所在必有其物，“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归于天理，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诚意的工夫”。故阳明曰：“格物是诚意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
《大学》传文九章“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虽偏于“教”，但首章经文“在亲民”、“明明德于天下”是“养”重于“教”。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德之流行在于“感则必有应,所应复为感,所感复有应,所以不已也”，而“感”与“应”是“养”不是“教”。所谓“养”，如《中庸》曰“正己而不求于人”。“亲民”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明明德于天下”是“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原文：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1]，似与先生之说相戾”。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2]。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3]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4]。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注释：
[1]《朱子语类·大学一》：问“定而后能静”。曰：“定，是见得事事物物上千头百绪皆有定理；静，只就自家一个心上说”；“定以理言，故曰有；静以心言，故曰能”。
[2]《孟子·公孙丑上》：“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
《孟子·告子上》：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3]《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4]《孟子·尽心上》：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疏解：
本条可结合《传习录》条来研读。“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孔子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是想点拨子贡，学问要在在心体上用功夫，不能外求。
如果到事事物物上去求“定理”，那么事物所以然之“理”如何转化为人心所当然之“义”？下一条，徐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其实“万物皆备于我”，只要反求诸己，格物、致知也自然包涵在其中了，此为“尊德性而道问学”，故曰“然亦未尝离却事物”。在《传习录》条，阳明说：“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心”不是孤悬一物，所谓“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
原文：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1]。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2]；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凊定省之类[3]，有许叫多节目，不知亦须讲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4]，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凊，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注释：
[1]朱子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2]《孟子·告子上》：“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3]《礼记·曲礼》：“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4]《传习录》30条“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
《传习录》条：先生谓学者曰：“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
疏解：
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中庸》二十章曰：“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忠、孝、信都是内在的德行，修德为本，本立而道生，所谓“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常人“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是因为他们按照所学到的如温凊定省等知识去做事，局限在知见这个层面，而不是从良知本心出发。如果从良知出发去事父、事君、交友，“行”也是“知”，做“事”其实就是行“道”了。阳明说：“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也是此意。“致良知”是阳明晚年讲学提出来的，早期论学常说“头脑”二字，“头脑”即是良知。
《中庸》四章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知“味”即知“道”，常人“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饥”和“渴”是被外在的欲望所驱使，不能做到“中立而不倚”，就不能“得饮食之正”。阳明强调“就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无一毫人欲间杂”，复其心体，全得未发之中，这样事父、事君、交友就无丝毫私欲夹杂，《中庸》所谓“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原文：
郑朝朔问：“至善[1]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2]，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说几件看”。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凊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3]。先生曰：“若只是温凊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辨？惟于温凊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缪。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4]。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凊奉养得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爱于是日又有省。
注释：
[1]《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子在《大学章句》中说：“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
[2]《中庸》22章：“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3]《中庸》20章：“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4]《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传习录》条：先生曰：”圣人亦是‘学知’，众人亦是‘生知’。”问曰∶“何如？”曰∶“这良知人人皆有，圣人只是保全无些障蔽，兢兢业业…，自然不息，便也是学，只是生的分数多，所以谓之‘生知安行’”。
疏解：
大程子曰：“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在大程子看来，居敬即是穷理。而小程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把尊德性与道问学分为两事。当门人问：“人敬以直内，气便充塞天地否”？小程子答曰：“气须是养，集义所生，积习既久，方能生浩然之气象。人但看所养如何，养得一分便有一分,养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将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小程子不及大程子学问精粹，而朱子传承的主要是小程子之学。
郑朝朔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此即朱子所提出的到事事物物上去求所谓“定理”。《大学》所谓“至善”，在《中庸》即是“发而皆中节之谓和”。但能否有达道之“用”，完全在于能否全得“未发之中”，“有未发之中，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故至善在“心”而不在“物”。
在《传习录》67条，阳明说：“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苟无是心，虽预先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己原不相干，只是装缀临时，自行不去”。孔子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无可无不可”，这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时”即“时措之宜也”，“可”与“不可”在内而不在外，在德义而不在物理，孟子所谓“可欲之谓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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