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于《宋史》的侯氏两才子
一、一代儒学宗师华阴侯可先生
三秦腹地，八百里秦川，自古人杰地灵，多出饱学之士。汉代田何，一代经学大师，孔子传五经至田何，田何口授于马融，马融设绛帐传授经学，至郑玄遂学问广大天下。两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势微之际，关中诸子也未敢忘儒家学统传承。宋代以儒学治邦，中兴儒学的大任落于天下儒生身上，宋初天下安定方始，求学问道之风蔚然兴起，关中地域儒学中兴当属华阴侯可先生。侯可中兴儒学，奠定理学，是宋代诸学派的开山宗师。今天，我们多谈“关学”始于横渠先生，然而横渠之前关中地域就有“华山学派”盛行，其宗旨也是以笃实经世为根本。北宋程颢在《华阴侯先生墓志铭》中说：“故自陕而西，多宗先生之学。”并称侯可的学问为“华学”。清代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侯可申颜合传》中也讲到：“自陜而西多宗其学，先生亦以乐育为己任，主华学之教者几二十年。”由此可见，关学未兴起之前，关中地域儒学宗师首推华阴侯可先生。
先生家世
我在之前写作《民国学人志》时，翻阅了大量的年谱资料，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而且是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但凡在学术上有建树的大师，他的家世至少三代往上必有学脉继承，必定是书香门第之后。后来，这一现象在“关学人物”领域当中也得到了验证，侯可先生也不例外，他的家世同样也很显赫。
侯可先生，祖籍山西太原盂县，后来游学四方寓居陕西华阴。程颢在《上谷郡君家传》中写道：“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盂县人，行第二。世河东大姓。祖暠，当五代之乱，以武勇闻。父道济，始以儒学中科第，为润州丹徒县令，增尚书比部员外郎。”侯道济，以儒学登科及第，生有一男一女，即侯可与“二程”的母亲侯氏。侯道济的祖父侯元和侯暠是北汉时期刘知远的部将，镇守盂县。侯道济则以学问闻名天下，生活在北宋盛世，在今天江苏镇江一代当县令。
侯可和二程的母亲，继承了他们父亲侯道济的儒学家风。侯道济在女儿十九岁时嫁给河南程晌，其德行堪称贤淑至理。程颢在给母亲的墓志铭中写道：“夫人幼而聪悟过人，女红之事，无所不能，好读书史，博知古今。年十九，归于我公。事姑舅以孝谨称。与先公相待如宾客。德客之盛，内外亲戚无不敬爱。先公赖其内勘，礼敬尤至，夫人谦顺自牧，虽小事未尝专，必禀而后行。”而侯可则“少时倜傥不群，以气节自喜。既壮，尽易前好，笃志为学。祁寒酷暑，未尝废业。博极群书，声闻四驰。就学者日众。”
进而可见，侯可先生幼时蒙受家学影响，深得儒学之风，为他在以后的建树奠定良好的基础。
侯可生平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侯可先生的生平记载，有全祖望的《宋元学案》和程颢写的《华阴侯先生墓志铭》。全祖望在《申颜侯可先生合传》中这样记载：
侯可，字无可，其先太原人，从华阴。少倜傥不羁，以气节自喜。既壮，尽易前好，笃志为学，祁寒酷暑，未尝废业，博物强记，于《礼》之制度，乐之形声，《诗》之比兴，《易》之象数，天文、地理、阴阳、气运、医算之学，无所不究。自陜而西多宗其学，先生亦以乐育为己任，主华学之教者几二十年。再试不遇，遂弃其业。孙威敏公征侬智高，请先生参其军事，奏凯叙功，知巴州化成县。巴俗尚巫而轻医，先生诲以义理，巴人化之。娶妇多责财于女氏，至有老弗能嫁者，先生为定昏礼，又为减官输丝帛之赋。调耀州华原簿，痛抑富民之兼并者，诛奸胥。以大理评事签书仪州判官。韩忠献公镇长安，与先生谋渭源之地。至其境，以朝廷恩德谕其酋豪，翌日诣军门输士，不费一矢，因城熟羊以抚之。尝以数十骑行边，猝与敌遇，乃分其骑为四，令高其旗帜，旋山徐行。敌以为有大兵而诱之也，避去。以忠献荐，迁殿中丞、知泾阳县。议复郑白水利，得请，而谗者构之，罢官去，不竟其施。以元丰己未卒。有申颜先生者，君子也，非法不言，非礼不履，关中之人无老幼，见之，坐者必起。与先生为莫逆，顾皆贫。先生之未仕也，尝与易衣互出，谋食以养两家，有无均之。申颜先生尝曰：「吾不可一日失侯无可。」或问之，曰：「无可能攻吾之过耳！」申颜先生病，先生徒步千里，为之求医，未至而死，其目不瞑。或曰：「是待侯先生而瞑乎！」未敛，先生驰至，抚之而瞑。申颜先生尝欲葬其先世而未能，及死，无子，先生倾所有，不足，卖衣以益之，卒成其志。天寒，先生父子尚单衣，忽有馈白金者。谓其子曰：「申颜先生之妹将嫁，速以资之！」其好义如此。其卒也，戒其子勿用浮屠。先生之女兄适程氏，明道、伊川二先生之母也。故明道志先生之墓。
从学案中我们大约可以看到，侯可先生在青年时期，有其先祖的遗风，以气节为重。后来才致力于学问之道，而且是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究，为其学问博大奠定了根基。而且，先生有从军经历，青年时期受北宋与西夏战事的影响，被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名将韩琦邀请参与西北戍边。韩琦，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人称“韩范”。当时，边疆传颂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因为有军功，当过知县，注重诲以义理，使当地民风改观，政绩斐然。先生为人为官，崇尚正气，以儒家学养匡范自己，在耀州任职上，“痛抑富民之兼并者，诛奸胥”。先生即为治世良才，必有过人之处，其学问闻名天下，且经世以致用，曾经韩琦镇守长安时，先生有意恢复郑国渠等水利工程，亲自前往与当地居民谈判，辟地八千顷致力于民生工程，对稳定西北边防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外甥程颐在《闻舅氏侯无可应辟南征诗》中盛赞舅舅的治世之才时说：“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谋且作军中师”。
侯可先生一生交友重义气，先生一生视申颜为自己的知己，两人不仅在学问上是同道之人，而且意气相投，可谓是千古知音。清代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这样记载申颜先生：“有申颜先生者，君子也，非法不言，非礼不履，关中之人无老幼，见之，坐者必起。与先生为莫逆”可见申颜先生是重礼节之人，和候可是生死莫逆之交。然而当时申颜先生一直贫困潦倒，候可先生经常接济申颜，史载其“尝与易衣互出，谋食以养两家，有无均之”，所以申颜先生说：“吾不可一日失侯无可”，两人情同手足。韩琦当年向朝廷举荐候可时说：“可轻财乐义，急人之急，忧人之忧。”当年，申颜先生病重，侯可为申颜千里求医，结果申颜没有等到侯可回来便去世了，去世时两个眼睛迟迟不能瞑目，人们都说他是在等他的老友侯可回来，侯可回来以后为其收敛抚其瞑目。申颜没有儿子，侯可将他安葬。学案上说：“申颜先生尝欲葬其先世而未能，及死，无子，先生倾所有，不足，卖衣以益之，卒成其志。”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侯可先生视申颜如手足之交，申颜去世后，妹妹没有出嫁，侯可经常惦念老友的亲人，天寒地冻的时候，他托人把申颜的妹妹接到家里来过冬，那时候有人送给侯可银两，先生便嘱咐儿子将银两送与申颜的妹妹，他说：“申颜先生之妹将嫁，速以资之”。
先生晚年，避居乡里，潜心于学问，主讲华山，以劝学新民为己任，前后二十余年，关中学者，多处于其门下。《华阴侯先生墓志铭》中记载：“笃志为学。祁寒酷暑，未尝废业。博极群书，声闻四驰。就学者日众。故自陕而西，多宗先生之学。……先生纯诚孝友，刚正明决，非其义一毫不以屈于人，视贪邪奸佞若寇贼仇怨，显攻面数，意其人改而后已。平生以劝学新民为己任”。
归结先生生平，可谓是天降大任于先生，笃其行，可谓圣贤之人；好其学，可谓一代宗师；守其志，可谓忠贞大义之人。
理学之宗
在现今的一些介绍“关学”的资料当中，我们经常看到关学是以申颜、侯可为早期代表的字样，到张载遂独立成为关中理学学派。我们目前由于史料有限不能直接证明张载的学问和侯可先生的渊源，但是河南“二程”的学问却和侯可先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可以说“二程”早期的思想来源和授业恩师直接来源于华阴侯可先生。
早在“二程”年幼时，他们的母亲侯氏就将他们送往舅父候可那学习，候可对程颐、程颢兄弟在早期人格、学问上影响极大。“二程”兄弟祖居中山博野（今河北定县），距离母舅侯家所在地的山西盂县比较近，来往也较为方便，即便是后来迁居洛阳，二程兄弟也曾到盂县长时间讲学；而侯可则“宦学四方”到过洛阳，他们甥舅之间的接触交流很频繁，因此彼此有深厚的亲情和透彻的了解。在程颢心中侯可是“知先生（指侯可）之道为详”，赞叹他的“行治之美”达到了“死而不忘于正，可谓至矣！”侯可的言行品德，功业治绩，已经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完人，可以奉为做人的楷模。程颐也在《闻侯无可（即侯可）应辟南征诗》中盛赞侯可：“人称孔子生关西，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谋且作军中师”，把侯可比为孔子，说他的才能可以胜任宰相，由此显见侯可在程颐心中有多么崇高的地位。侯可先生的“华学学派”主张学贵致用，躬行实践，显示出了他的学问当中有张载关学学派当中的实践性。同时，在侯可一生的实践当中，真正实现了儒家学说当中的仁政爱民的思想，侯可因公受爵后，先后担任过巴州化成县知县、泾阳知县和耀州华原主薄。在土薄民贫的巴州为农民减免“丝帛之赋”，以理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率众驱逐虎豹威胁，为商旅开通道路，发展一方经济；在泾阳，开凿小郑泉，修复郑白渠，以广灌溉；在华原，对于“以利诱贫农”而大量兼并土地不法的富人，收其“田卷”，发还失地农民，使“复安其生”；对于“贪狡凶暴”的豪强，则镇压以平民愤。这些爱民利民的措施，正是一个儒学之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理想。侯可坚守儒学的价值体系，以真诚孝悌待人，他和申颜先生的生死之交，体现了他的纯诚孝友，轻财乐义的美德。所以程颢在《墓志铭》中说“轻财乐义，安贫守约，急人之急，忧人之忧，谋其道不谋其利，忠于君不顾其身”。候可的人格魅力和学术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二程兄弟，为二程后来开创的洛阳之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华阴侯氏一门三代以中兴儒学为己任，从侯道济开始，兴儒学启民智，侯可先生与其姐姐二程之母侯氏，继承家风，继续弘扬儒学精神，侯可学贯古今，知行合一，主讲华山学派二十余年“以勤学新民”作为终生责任，即便当了州县之官，所到之处，也“必为之治学舍，兴诵读”，从不忘记重教兴学。随他就学的来自四面八方，人数众多，“虽边隅远人，皆愿受业”；所以有：“自陕而西，多宗先生之学”。先生之后，其子候仲良，继承衣钵，继续将儒学发扬光大，被誉为“程门后传”之人。
侯可之子侯仲良，字师圣，是二程的表弟，和二程兄弟有着特殊的关系。他在父亲的影响下，潜心理学，先后拜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师。《山西通志》上记载：“仲良‘初从伊川（程颐号称伊川）学’。但在程颐处求学‘未悟’，‘乃策杖访濂溪（即周敦颐，新儒学奠基人，号称濂溪先生）’，向他拜师求学。仅仅学了三天，就‘自谓有得，看见天之广大’。他在周敦颐启发教育下，激发了灵感，思想认识有了飞跃。所以当他又回到程颐处时，程颐非常惊讶地说：‘非从茂叔来耶！（茂叔即周敦颐）’”。《宋史》记载，侯仲良对二程之学推崇备至，“言必称二程先生”，并说：“吾以为志在天下，视不义富贵如浮云者，二程先生而已”。侯仲良生活在北宋亡南宋兴的朝代更替的动荡时代，经历了北宋到南宋的变迁，在战争动乱中颠沛流离之际于漳水之滨的荆门遇到了胡安国。胡是当时的名儒，著名经学家，曾私淑于二程洛学，因而对侯仲良非常看重，对他推崇备至，评价很高，也十分同情和感叹他的遭遇，他说：“时值艰难，使此辈身老贫贱，亦良可慨！”。候仲良视胡安国知己。靖康元年，（年）胡安国让自己曾师事程门高足杨时的儿子胡宏，在荆门拜侯仲良为师。以此来继承华学学脉，从此胡宏在仲良的传授下，以胡氏家学为底蕴，又兼得到了二程理学之正传，形成了南宋湖湘派的学术风格和基本特色。
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文人纷纷南渡避祸，中国文化中心开始南移。胡宏从荆门南渡到湖南衡山讲学二十余年，曾担任岳麓书院山长，执教于碧泉书院、道山书院等处，以振兴儒家道统为己任，创立了湖湘学派。湖湘之士多求学于其门，尊仰其为一代师表。黄宗羲称该学派在南宋之初治学气势为“最盛”。
侯仲良的一生论讲经述，通贯不穷，晚年却贫病而死。遗有著述《论语说》和《雅言》。《雅言》是侯仲良记载二程事迹和学说思想的重要著作，后人出于对侯仲良的崇敬，尊称他为“侯子”，故其书又称《侯子雅言》。我们熟知的杨时“程门立雪”和朱光庭“坐沐春风”的成语故事，就是由这部书记载流传下来的。
华阴侯氏一门三代治儒学，皆有所成。侯可是北宋初期理学的先行者，他的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张载开创的关中学派，同时也给予了二程思想的养料。而侯仲良是南北宋时期理学的承前启后式的人物，为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打下理论根基。
《闻舅氏侯无可应辟南征诗》:
词华奔竞至道难，茫茫学者争驱驰。
先生独奋孟轲舌，扶持圣教增光辉。
志期周礼制区夏，人称孔子生关西。
当途闻声交荐牍，苍生无福徒尔为。
道大不为当世用，著书将期来者知。
今朝有客关内至，闻从大幕征南垂。
南垂风寇陷州郡，久张螳螂抗天威。
圣皇赫书捷书涣，虎侯秉钺驱熊罴。
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谋且作军中师。
撮儿小蛮何足殄，庶几聊吐胸中奇。
这首诗是当年侯可先生应狄青之请，前往边陲参与军事时向姐姐道别是，外甥程颐所做。以此可以完结侯可先生一生之功绩，可谓是名垂千秋。
（撰文：孙亚军）
来源：互联网文选摘
二、教出宋学泰斗的传奇母亲上谷郡君侯氏
每一位母亲，都是一个传奇；每一位传奇母亲的背后，都有一些发人深省的故事。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位善于教育子女的母亲，不是“三迁”的孟母，亦非“刺字”的岳母，而是培育出两位宋学泰斗--程颢和程颐的伟大母亲侯氏。
红线连千里，姻缘在镇江。
宋真宗景德元年（年），山西太原一侯姓人家诞下一女，因当时女子无名，所以称为侯氏。其父侯道济，五代时盂县守将侯詗之子。山西归宋后，侯道济弃武从文，专攻儒家经典，后参加科举，及第任润州（今镇江）丹徒县令，累官至尚书比部员外郎。女儿侯氏自幼聪慧过人、博闻强记，“好读史书而不为词章”，深得父亲喜爱，“常以政事问之，雅合其意”，父常感叹：“恨汝非男子”。
侯氏十九岁那年，随父亲在镇江居住。恰好此时，河南洛阳籍青年才俊程珦也在镇江做观察支使，与侯道济有了交往。程珦是位什么样的人呢？首先是名臣之后，其曾祖程羽乃太宗朝给事中、兵部侍郎，祖父程希振曾任尚书虞部员外郎；其次，程珦为人为官为学，均很出众，《宋史》评价说：“珦慈恕而刚断，居官临事孜孜不倦，温恭待下，率以清慎。”
遇到这样一位优秀青年，侯道济高兴极了，心想：这不是上天专门恩赐给我那尚未出阁的爱女做女婿的吗？于是，赶紧请人说媒，两家联姻，侯氏嫁了程垧。常说，千里姻缘一线牵，当真不假，侯家远在山西，程家籍出河南，两家却在镇江结了亲，冥冥之中，焉无天意？
子女常夭折，存者不溺爱。
有宋一代，虽然医学较前代更为完备发达，妇产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在系统的理论支持下有了相当成功的实践，但是，婴幼儿的成活率依旧不高，帝皇之家如此，士庶门第亦然。
程垧娶了侯氏，八、九年间，侯氏连生五子一女，但活下来的只有最小的程颢和程颐兄弟俩个。为何说程颢和程颐最小呢？按照年谱来看，仁宗庆历四年（），程颢13岁、程颐12岁，那么，这一年，侯氏应该是四十岁，程颐之后，侯氏再无所出。
子女连连夭折，对父母的内心打击，无疑是巨大而残酷的。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对存活下来的孩子，会更为溺爱，当在情理之中。比如作为父亲的程垧，对两个小儿子就相当的慈爱。且不说程垧夫妇，就是如今每家每户的独生子女，哪一家哪一户的父母，不是把孩子宝贝得如同“小皇帝”、“小公主”似的？
但是，母亲侯氏却并不溺爱“硕果仅存”的“二程”，而是“爱之深苛之严”。孩子小的时候刚学走路，家人惧其跌跤，常抱着不放，她见后责备说：“汝若安徐，宁至踣乎？”就是说，怕孩子摔倒，啥时候才能让他们学会走路呢？每逢吃饭时，她总是让孩子坐在自己的身边，当孩子索要好食时，她就严加制止：“幼求称欲，长当如何？”意思是，小时候贪图美味佳肴，长大后如何是好？
侯氏对孩子严苛，父亲程垧看不过去，常常为之发脾气。侯氏却并不妥协，乃循循善诱加以宽解，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过而父不知也。”赵炎用白话解释就是，孩子之所以长大以后不像父母那样贤德，是因为小时候犯了错误，母亲往往出于溺爱而百般遮掩不让父亲知道。言下之意，我绝不做这种对儿子成长不利的事情。关于这一点，程颐后来明显是支持母亲的，他说：“夫人男子六人，所存唯二，其爱慈可谓至矣，然于教之之道，不少假也。”
早教很重要，身教是关键。
三字经中有言：“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说的就是早教的重要性。
侯氏读书不少，显然深谙其中的道理，她对幼年程颢和程颐的教育，似乎并不侧重于严词厉色的“言传”，而是以自己的诸多善举，对孩子施加影响，不是一时一地的影响，而是长期的、连贯的熏陶。这种做法，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父母得学会“身教”。
程垧的弟弟早死，留下寡母和一儿子，生活艰难，侯氏就把他们母子接到自己家中，对待小叔子的孩子，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常均己子”。不但如此，她对家里仆人和仆人的儿女也相当慈爱，从不笞扑奴婢，“视小臧获如儿女”。“诸子或加呵责，必戒之曰：‘贵贱虽殊，人则一也。汝如此大时，能为此事否？’”
由于程垧官小俸微，为官清廉，又乐善好施，程家贫穷的经济状况一直不曾得到改善。但侯氏能够勤俭持家，安于贫约，自己带头做表率，“服用俭素，观亲族间纷华相尚，如无所见”。己身正，则人正，程家家风由是端严。
另外，侯氏还是一位慈善家，曾收养过许多弃婴，“好为药饵，以济病者”。她有一句类似于慈善格言的话，今天来看，亦然具有极好的教育价值：“见人善，则当如己善，必共成之。”看见别人做好事、善事，要像是自己做的一样，帮助人家完成。
程颢说：“道路遗弃小儿，（母亲）屡收养之”。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有小商，出未还而其妻死，儿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岁，人所不取，夫人（母亲）惧其必死，使抱以归”。当时程家是个大家族，对侯氏收养弃婴的行为，许多族人表示不满，“人皆有不欲之色”。于是，侯氏就另外想办法解决弃婴们的吃饭问题（乃别籴以食之）。其父归，谢曰：“幸蒙收养，得全其生，愿以为献。”夫人曰：“我本以待汝归，非欲之也。”
在赵炎看来，侯氏的这种“等贵贱、爱众生”的思想，实在难能可贵！“身教”给孩子的，则是一种长期的悲天悯人的情感养成和“仁恕宽厚，不异诸庶”的道德发展及完善。难怪程颢后来总结母亲的“身教”之功，说：“颢兄弟平生于饮食衣服无所择，不恶言骂人，非天性也，教之使然也。”母亲确实在关心他人和淡泊物质方面为孩子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神童不可恃，读书需要勤。
东汉时有个典故，某学者曾讥笑“神童”孔融，“小时聪明，大时未必”。这个典故也被侯氏用于教育孩子了。小时候的程颢和程颐，兄弟俩一个比一个聪明，也常因别人叫他们“神童”而骄傲，母亲侯氏就经常告诫他们，“神童”是最终难成大事的，要想将来有大出息，就得养成好读书、勤读书的习惯。
侯氏不愧为一位出色的早教专家，她在激发、督促孩子读书方面，不经意间采取了“亲情激励法”和“志向激励法”。
如她在孩子用的书本上亲笔写上“我爱惜勤读书儿”，就是用母爱激励两个儿子读书，谁爱读书、勤读书，妈妈就爱谁、疼谁。结果是，程颢和程颐之间为了获得母亲更多的疼爱，形成了积极的竞学之风。这样的做法，赵炎以为，比起现在的母亲们动辄拿零食、玩具哄孩子读书的办法，不知要高多少倍。
侯氏在程颢的书本上写“殿前及第程延寿”的字样，而在程颐的书本上则写了“处士”两字，这很值得我们思考。为何要这么写？为何作为母亲，对两个儿子的未来进行如此不同的预测激励？其实不难理解，所谓“知子莫如母”，侯氏认为程颐的秉性不适合做官。通过志向激励，帮助孩子完成各自的志向设定，为孩子读书设置可预见的目标。
那么，结果如何呢？果然如母亲所料，程颢长大后，应试积极，并顺利中了进士；而程颐呢，则懒于科举，而对办学搞教育特别积极，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及先兄登第，颐以不才罢应科举”，当然“不才”只是他不赶独木桥的借口而已，其实他比谁都有才。对于这个结果，程颐感慨地说：“方知夫人知之于童稚中矣”。
两子俱成才，母亲获殊荣。
仁宗皇祜四年（），48岁的侯氏病逝于江宁（今南京）。因父亲侯道济、丈夫程垧均在朝为官，且学问人品及官声都很不错，朝廷按旧例追封侯氏为寿安县君。这个时候，程颢21岁，程颐20岁，兄弟两尚在南安军（今大余县）跟着周敦颐求学，虽然才名俱已在外，而且程颐十八岁时还上书宋仁宗，希望“天子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曾引起朝野学术界的巨大震动。但毕竟两兄弟均人微言轻，没能在母亲去世时彰显出母亲的“教子有方”，而使母亲获得更显贵的朝廷册封。
五年后的仁宗嘉祐二年（年），情况发生了改变。26岁的程颢一举高中，金榜题名，官鄠县主簿；而25岁的程颐，以布衣之身在京师（今开封）授徒讲学，致“斯文大兴”。程家两兄弟一时间名声大噪于京师，再加上父亲程垧又从兴国县令荣升知龚州，一门三杰，知名朝野。
仁宗皇帝于是详细询问身边大臣，得知皆程母侯氏之功也，遂再次追封侯氏为上谷郡君，予以褒奖。一位普通母亲，教出两位宋学泰斗，堪称不朽之传奇。“二程”成名之后，亦不忘母亲的教育固基之德，曾专程由洛阳来到母亲的出生之地--太原盂县去讲学，今盂县肖家汇乡兴道村的“程子岩”就是因此而得名的。
来源：（赵炎.中国网专家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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