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孟子就曾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国、家、身三者互相联系，家是国的基础，身（个人）是家的基础，那么修身就成为个人首先要做的事。
孟子还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都是强调个人修身的重要性。儒学的功用，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言：“儒家所提倡的伦理秩序由内向外，由亲及疏的扩展，将点放在作为一个家庭成员的道德行为上，然后推及向党。”
个人道德修养
中国传统士人大多把儒家推崇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作为修身的基本内容。具体地分析戒体文中体现的修身内容，如殷礼《戒子》。文中告诫子息要行“善”：“善，则匹夫之子可至王公；苟不善，则王公之子反为凡庶”，而且要“心自甘之”。也就是说，要心存善念，自觉自愿地做好事，而不能只是为了获得声名、荣禄等做表面功夫。其实这就是孔子所讲的“仁”的观念。
在孔子看来，“仁”就是“向善之心”，这种对“善”的追求是人人都有的，而且是天生就有的本能。所以，人性本善是不需要辩论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孝敬父母、敬爱手足的本能，这种本能孔子称之为“孝悌”，从“孝悌”入手，孔子延伸到“仁”。孟子发扬孔子的观点，认为人都有是非、怜悯、同情、羞耻之心，这是对“仁”更深入的剖析。这些良好的品德不是源自于外界的强迫，而是自己的内心主动发现的。
个体拥有美德并不是终极追求，还有更高的层次，即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的社会便真正成为了一个“仁政”的社会。
再如张奂《诫兄子书》。“当崇长幼”，是要求子侄遵守“孝悌之道”的“悌”。“悌，善兄弟也。”“弟敬爱兄谓之悌。”“悌”即敬爱兄长。更广义地说，与朋友相处也要像对待兄弟姊妹那样，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以礼自持”之“礼”不光是指遵纪守法，还有“规矩”之义，正如学生之于老师、子女之于父母、主人之于客人，都有特定之“礼”。而所谓“敬礼”要深入到心理认同的层面，这才是一个人素养的真正表现。
古人云：“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张奂对兄子的期望亦然。虽然现在“轻傲耆老，侮狎同年，极口咨意”，以至于“得恶论”，但知错能改就是好的，不要因为年纪渐长就放弃提升自我。改正错误的前提是有一个正确看待错误的态度，就是《大学》中提到的“正心”，端正心态是修身的基础。
再如欧阳地餘《戒子》，告诫子孙“慎毋受”财物，这样坚决告诫背后的原因是“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洁著”。身为儒家子弟，世代讲求廉洁，不能因为收受财物而将家族的名誉毁于一旦，这是“廉”的要求。“廉”是廉洁，廉洁的人，没有贪欲之心，更容易养成大公无私的精神。从更深层次讲，廉洁也是一种“忠”。没有贪欲，不贪国家之利、人民之财，就是尽忠，就是忠于国家和人民。“忠”是古代政治伦理的核心。
再如先秦时期《口诫》。文中说的是要“慎言”。如果言语不当，甚至会造成“蚁孔溃河，溜穴倾山”的严重后果。“慎”是一种品格，也是中国人很早就提出的一种处世态度，《金人铭》中就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
多事多患”的告诫。在等级分明的封建王朝，人们的言行稍有不慎，即可能招致刑罚，甚至惹来杀身之祸，只有小心谨慎才能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左右逢源。为了保家兴族，对于士大夫来说，如何在险恶的官场和朝廷中生存下去并得到提升，慎言慎行就变得更为重要。教导子孙知“慎”，即使不能世世荣华，起码也能博个安身立命。
关于“慎”的戒体文在本文所涉时段为数不少，如：马援《诫兄子严敦书》，“慎”还包括慎交友，如刘廣《戒弟伟》。文中提出交友的美好之处“在于得贤”，继而批判了当时人“不审择人，务合党众”的不良交友风气，最后对弟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不要再和魏讽这种“搅世沽名者也”来往了。
在羊祜所作《诫子书》中，作者除了希望子孙能做到“恭”和“慎”夕卜，还提出了“信”的要求：“愿汝等言则忠信，行则笃敬，无口许人以财，无传不经之之谈，无听毁誉之语”。“若言行无信，身受大谤，自入刑论，岂复惜汝？”“信”是信用，对朋友言而有信，“言必忠信，行必笃敬”，说出的话，要有忠有信、不欺骗他人；所做的事，要恭敬认真、不敷衍了事，从这种角度说，“信”即“义”。
传统儒家文化高度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以修身为本，视之为“治平”的基础。中国古代又是一个“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国一体的国家，君主的德行和修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对统治者来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了维护“一家之治”，统治者非常重视对子孙的道德培养。
周公在《戒子伯禽》中提到了六种谦德，希望儿子能谨记桀纣失天下、亡其身的教训，加强道德修养，礼贤下士。看帝王戒文中有关这方面的材料：
如曹操《戒子植》说自己23岁时任顿丘的长官，想起那时的所作所为，到现在也没有后悔。他告诫儿子，你现在也23岁了，难道不该勤勉吗？最后的反问语气表达了曹操的拳拳爱子之心，他不希望儿子因虚度光阴而老来后悔。
再如曹丕《诫子》。文中说父母对子女的过失用尽心思地遮挡掩盖，但时间久了人们自然知道，以这样的方式做官，怎么能行呢？告诫子孙要有良好的道德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刘备在临死前仍不忘叮嘱阿斗要做贤德之人，“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梁元帝告诫诸子处世谨慎，敬孝仁义，加强个人自我修养；宋文帝刘义隆要求其弟义恭戒骄奢，克已尽职。
文化知识的传授
中国家训十分强调孩子的学习，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修身的主要内容依然是对经典的刻苦学习。在绝大多数中国古代的戒文中，强调学习的思想根源来自于儒家，汉代是儒学取得正统地位的历史时期，与秦朝的“焚书坑儒”不同，汉代社会比较重视教育，读书对于当时社会不同阶层都有重要的意义。
东汉《四民月令》中有关于乡村学校的内容：“(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己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研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八月）暑小退，命幼童入小学，如正月焉。”
“（十一月）研冰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国家采用“令”的形式加以推广，可见即便是在相对闭塞落后的乡村，对儿童的教育也相当重视。《汉书艺文志》中“小学”专为一类，列于《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語》、《孝经》之后。“小学”的书目有《史籀》、《仓颉》、《凡将》、《急就》、《训纂》等，都是基本文化知识的教材。
上述事例表明有汉一代读书是从儿童抓起的，而且较为普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开始取得独尊地位。依靠读书取得功名利禄成为许多人选择的道路，《汉书儒林传赞》：“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
东汉末年，思想上的大一统形势出现崩塌，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儒、佛、道杂糅，对世家大族影响颇深。所谓“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正说明魏晋时以儒教为宗的门第教育逐渐习染玄风。
刘宋元嘉十五年，宋文帝“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再加上儒学，“凡四学并建”。但我们所说的“经典”，仍然是儒家经典。向秀《难嵇叔夜养生论》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但当求之以道义，在上以不骄无患，持满以损俭不溢。若此，何为其伤德邪！”向秀主张以“道义”求富贵，以“不骄损俭”来养德，所据仍属儒家学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朝统治者也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
曹魏明帝曾下诏说：“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娘琊王褒曾著《幼训》说：“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一个“崇”字，说明儒学在王氏家教中的核心地位。实际上，这一时期无论官学、私学还是家学，都把儒学作为自己的教育内容，儒学虽然受到极大打击，但它并没有走向灭绝，而是适当地调整了自己。
颜之推提出，读书最主要的是读儒家《五经》。《五经》是圣贤指导人们如何立身处世的典籍。他认为，《五经》也是学习如何做文章的范本同时颜氏用古人勤学的事例勉励、教诲子女自东汉以来，许多家戒都激励子弟勤读书、成大器。许多居高官、享厚禄的人，甘愿过清贫简朴的生活，而不给子孙买田置业。
他们认为这些并不能保证子孙长安久福，而“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才是真理。王僧虔《诫子书》前半段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儿子读书中”不求甚解”的毛病：“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尘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希望后辈能安于清贫、精于学问，并提出了希冀：“为可作世中学，取过一生耳。试复三思，勿讳吾言”。
结语
古人如此重视子孙的学习，是他们在现实生活的压迫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勤奋学习是获取功名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封建社会，家族的兴衰荣辱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改变，改变现状的希望就在孩子的学习之中。
东汉统治阶级中“士夫”阶层是组成规模庞大的官僚机构的骨干，“这些士夫，他们往往先从师受经传或游学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洛阳的太学，然后以经明行修应命征辟，历任地方守令、中央郎吏，以至卿相高位，逐渐形成为世家望族。”“由于儒学己经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儒生的前途有了制度化保障，精研儒术由统治者的倡导转化为士人内心普遍的自觉追求，儒学的教育规模也因此日益扩大。而两汉士人的精神面貌和知识结构也因此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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