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华，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头图｜视觉中国/年3月2日，福建龙岩，客家民俗活动闹春田
近日，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把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视为重要工作，而这离不开对农村社会民情的理解。
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差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体现。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杨华基于多年乡土观察，分析了社会地理环境对不同地域的民风人情、社会生活和政治参与的影响，发现南方、北方以及中部的人们在性格、思维和行事风格上有着显著差别。
他指出，南方农村的人是在讲究亲情、人情面子的宗亲共同体里成长的，其内部即便有矛盾纠纷，也不针对村庄政治权力及公共利益的再分配份额，因此南方人没有复杂政治斗争的经验，其中的能人往往是社会生活的能人，却不是政治生活的能人；相对而言，北方农村往往具有浓厚的政治氛围，因为北方村庄多姓杂居，小亲族之间在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人情面子等方面竞争激烈，村庄生活高度政治化，因此北方人从小就培养出很强的政治感觉；而中部农村没有宗族、亲族这样的强社会结构，无所拘束的社会环境容易诞生英雄豪杰和倚强凌弱的现象，从里面走出来的“大社员”在冲锋陷阵、开口放炮、掺和搅局上是好手，但对玩政治不太擅长。
中国不同地域民情的区别之大，学问之深，无疑对农村基层的差异化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今天碰到一个群友，问我一个问题：我是河南人，地处中原，南北交界，对于这句话的理解不够深刻，但是总是听别人谈论起这句话，请问这样的评论客观么？如果客观，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原因呢？
算是规律总结吧，用来套具体个人可能不合适，但大体上看很符合。
举个例子：汽车限购，帝都摇号，魔都拍卖。这就是双方对公平的不同理解。
这个“南方人”可能专指广东福建人，毕竟闽粤地区是真的山高皇帝远，政治中心离着十万八千里，谈政治没意思。
可你说苏浙一带不谈政治就很图样了，人家是政治经济两手捉。
很多人说南方人说话“白”，不如北方人会讲官话，我倒觉得是好事儿，做事儿当机立断，行就行，不行大家互相不耽误时间，说官话目的反而是信心不足，想要拖延的前兆。
入世不深的小青年把说官话，玩办公室政治来当作成人标准。那真是让国产烂剧和垃圾小说给洗脑了。我有个朋友在国外上班，很多刚来的中国人觉得老美笨，做事总是一根筋，不会变通。其实这都是时间积攒下来的经验，不是什么事儿都能“弯道超车”。他们和深圳制造商的配合十分好，深圳方面的工作认真程度和工作效率被很多国外公司称赞，这不是说两句官话就能弥补上的差距，这是改革开放后多少年来形成的“规矩”。
南方农村的人是在讲究亲情、人情面子的宗亲共同体里成长的，其内部即便有矛盾纠纷，也不针对村庄政治权力及公共利益的再分配份额，因此南方人没有复杂政治斗争的经验，其中的能人往往是社会生活能人，却不是政治生活的能人。
湖北江汉平原的人常被称作“九头鸟”，意思是精明狡猾，不能与之打交道。这也与其社会地理环境有关系。“九头鸟”的性格，说明它会算计，但这些算计又是容易被人察觉，所以才会被人抓住把柄。
在中国北方人跟里，南方人往往和小气，势利等挂钩。而北方人自以为凡事更讲人情味，对人更热情更大方。有人以为这种差异是南北方气候差异所致，但细想起来，热的地方的人该热情才是；有人以为是北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更重。
但殊不知，南方人的儒家的书读得并不比北方人少，无论明清两朝的开科取士，江南人士总是占到半璧江山以上，以至从朱元璋开始成天琢磨怎样通过配额制来限制江南，尤其是江浙两省人士的上榜数量（此种作法一直延继到了今天的高考制度中）。而且明清以来，南方的大儒的数量可能还较北方多一些。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朱子是福建人，而心学主将王阳明、以及后来明末、清朝的大儒们多数是南方人。
相对而言，北方农村往往具有浓厚的政治氛围，因为北方村庄多姓杂居，小亲族之间在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人情面子等方面竞争激烈，村庄生活高度政治化，因此北方人从小就培养出很强的政治感觉。
在研究人上，北方人较为深刻彻底，研究透了才交朋友；中部人不过于钻研，对得上眼就能在一起喝酒；南方人则一般不研究人，也不把人往坏处想。南方农村人、中部农村人和北方农村人的性格、思维方式和行事风格有着明显的差别，这是社会地理环境使然。
而中部农村没有宗族、亲族这样的强社会结构，无所拘束的社会环境容易诞生英雄豪杰和倚强凌弱的现象，从里面走出来的“大社员”在冲锋陷阵、开口放炮、掺和搅局上是好手，但对玩政治不太擅长。中国不同地域民情的区别之大，学问之深，无疑对农村基层的差异化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河南乡村，乡镇干部讲法律，上访农民就知道跟您讲政策；乡镇干部跟你讲政策，上访农民就跟你讲人情；乡镇干部跟你讲人情，上访农民就跟你讲法律。绕来绕去，上访农民总能讲出自己的一套道理来，而且每套道理还确实有“道理”，不一定是胡搅蛮缠。说明河南的上访农民既有理论水平，也有政治策略，会玩政治。
北方的这种部落部落主义使北方文化表面上充满了更多的人情味，但也使它必然过多地依靠集体主义来实现社会秩序，而且当年的原始的部落主义并未更多地与货币相结合，而一旦结合起来，所出现的人情味就常常表现为一种客套和伪善。而且它能够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惰性，因为人情味的一个前提是真诚，没有了真诚作为支撑的人情味就变成了虚伪和穷讲究。其结果不是使社会秩序向好的一方面发展，而是常常走向反面——用部落主义要求别人，用个人私欲来说服自己。
王学泰先生所研究的“游民文化”也与此有着很大的关联。部落中的反叛者们也总是打着部落的旗号，或者说恢复部落传统的旗号来反对真正建构部落的基础——秩序。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南方不讲人情味反而更具有真诚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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