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来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太战区的司令部驻地，以及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在远东的结合部。各国使馆人员、各国使者、外国记者、国际人士和国际团体频繁往来，不计其数。在战时首都这一舞台上，周恩来以其巨大的人格魅力，优雅的学识风度，以诚相待的交友之道，团结和折服了所有与之相识的外国友好人士。
卡尔：“周恩来是重庆最有智慧的人”
年1月18日，重庆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刊登了一条电讯：“官方正式宣布，驻华大使卡尔爵士将继克利浦斯任驻苏大使。”负责国统区工作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还特地指示《新华日报》发表系列欢送文章。
1月2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惜别英大使卡尔爵士并致临别赠言》。2月4日，《新华日报》又发表时评《再惜别卡尔大使》和特写《惜别一位真挚的中国友人——卡尔大使访问记》。在斗争环境异常复杂的国统区，中国共产党在其机关报连续刊登三文为一位外国大使送行，足见周恩来与卡尔之间的深情厚谊。
周恩来，一位在国统区的中共最高代表；卡尔，一位大英帝国在华的最高使节。原本殊非一途的两人，到底是如何从相识、相交到相知的呢？
周恩来与卡尔的友谊始于年1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卡尔出任英国驻华大使，并很快与周恩来在武汉会晤。当时，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等发起的“工合”运动获得了卡尔和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两人由此深交。经过几次交往，周恩来发现卡尔很少受传统观念束缚，在国共关系中保持中立，是不抱偏见且开朗、有教养的人。当周恩来向卡尔说明共产党人想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时，他表示极力支持。在卡尔的帮助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得到香港总督的批准并得以设立，成为联系海外华侨及香港等地党组织的重要阵地。
年皖南事变爆发，为了使国际社会了解事件真相，周恩来在重庆四处开展国际统战工作。当周恩来来到卡尔的寓所，卡尔急切地上前两步，和周恩来紧紧握手。周恩来详细介绍了新四军血洒皖南的真相，卡尔被他的真诚和提供的翔实资料深深打动。他在给英国政府的电文中指出，中国内战只对日本有利，促使英国政府对蒋介石施加了压力。
不久，在卡尔的秘密帮助下，周恩来冲破蒋介石的重重阻挠，在英国驻华大使馆与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会面，阐述国民党破坏团结、制造摩擦的事实。居里随后向蒋介石郑重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加上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组织的政治进攻，终于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离华前夕，卡尔邀请周恩来参加他的告别酒会，并赠送一把英军缴获的德国军刀给周恩来。随后，周恩来设宴饯别，回赠卡尔一把新四军缴获的日本军刀，共勉互重之意。
年2月4日下午，卡尔离开了硝烟正浓的中国抗日战场。通过四年在华生活，卡尔断言：周恩来是重庆最有智慧的人，他和他代表的政党最终将在中国获胜。
费正清：“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一生与中国结缘，和胡适、陶孟和、蒋梦麟、傅斯年、费孝通、梁思成等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建立了友谊。费正清曾两次受命来华，在重庆生活工作近两年时间里，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频繁接触，对共产党有良好的印象。
年9月，费正清以美国情报协调局驻华首席代表、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身份被派往中国重庆，历时15个月。这次重庆之行，让费正清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预见“这个政权已千疮百孔，腐朽不堪，并且没有足够的有识之士来挽救残局。因此，它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反而碰到从延安访问回来的外国记者，“讲起那里的景象时，都带着极为兴奋的神情，就像刚尝过天降甘露一般”。
这一时期，费正清开始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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